文/行在阳秋

朱元璋因为虐杀官员、读书人、士大夫，一向是一些人的偶像，仿佛把富裕阶层灭了，他们就能活好了似的。实际上，朱元璋连富裕阶层都能轻易虐杀，虐杀贫民自然更不在话下，而他也确实虐杀了大量贫民，北大李新峰先生的《纪事录笺证》可以让你大开眼界。

近年来简体中文网络刮起了一股大帝风潮：追捧康熙怒斥群臣，津津乐道雍正猛操文官群体，一本正经猛喊东林党误国，铆足了劲鼓吹朱元璋朱棣雄图大略。

精神帝王和精神阉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郑重其事地论证公公和主子多么操劳多么有功。他们的核心论述可以归结为：

1、文官群体上阻圣明下虐百姓，国家贫弱收不上税、百姓贫困民不聊生，都是他们的错。

2、皇帝英明神武爱民如子，为苍生社稷计挥动铁拳打击官僚集团，拯民于水火，救国于未然。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大帝代表百姓利益，狠狠打击了官僚集团。我们是百姓，所以得吹大帝。

不得不承认，都9102年了，有些中山先生普及过的常识，还得继续普及；有些孔子孟子讲过的道理，还得再讲一遍。

毕竟，从秦始皇到溥仪的两千多年，足以种下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对明初二祖（太祖，成祖）的各种吹捧和崇敬，就是一种亟待诊治的病症。朱元璋屠戮功臣，今天已经成了所谓还利于民；朱棣的穷兵黩武和血虐文臣，似乎也成了盛世景象。

明朝是由一个无所凭恃、独立发展壮大的武装集团建立的，本身没有借助任何外部势力的帮助，也没有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结盟。

所谓明朝“得国最正”的说法虽然是很扯淡的自我宣传，但是反映了一个事实：朱元璋及其集团拥有无与伦比的无制约权力和无远弗届的社会控制力。

朱元璋开局一个碗，天下全靠捡

虽然“驱除鞑虏”之后民间普遍过得还不如鞑虏时代，但“恢复中华”毕竟可以当话术来用，在得国之初给人一种唐宋复兴的错觉。然而，从君主角度考量，朱元璋的破坏性能量要远远大于唐宋，纵刘邦也不能与之比拟。

唐初李氏立国还需要借助贵族阶层和关陇集团，以及冒领老子后裔的神权图腾；宋朝皇帝更是只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得已而让渡一部分权力；刘邦打败项羽本质上是依靠了反项联盟，登基之后他不得不再一步步铲除这些盟友（韩信，英布，彭越，卢绾，臧荼）。

洪武大帝朱元璋则有不然。其赖以起家的基本盘乃是自己募来的淮右子弟兵，唯二尚需借重的外部势力（郭子兴余部，巢湖水军）也在渡江前后被他迅速火并蚕食，南京立国之后高筑墙广积粮，坐待各个对手自相攻伐，而后大杀四方各个击破。

朱元璋权力来源的单一、权力基础的稳固，给予了他强大的自信心态，乞丐生涯的阴影又造成了执拗的行事风格，于是他废丞相，屠功臣，劣化社会，奠立了一整套僵化的政治体制，埋下了明朝灭亡的深层基因。

朱元璋行使权力的深度、广度和密度，可说是前无古人，其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一个简单的例证是，明代以前，纹身是中国人的一大癖好，甚至不无尊贵之意。朱元璋以帝王之尊怒斥纹身是淫荡下流，从此我们的意识里就排斥纹身，这个局面直至近二十年来才有所逆转。

朱元璋注视着你

旧史不乏朱元璋爱民的记载，比如《明太祖实录》里一番上帝视角的圣旨：“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安养生息之。”这段话初读起来感动，再读就是毛骨悚然，颇有“Be fruitful, and multiply”的意味：其实这是在告诫子孙后代不要杀鸡取卵，而不是站在百姓角度追求国富民泰。此其一。

其二，朱元璋不只屠戮功臣和官员，杀起平民来他也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有两部原汁原味的史料一直值得研读：《保越录》和《纪事录》。

前者徐勉之著，记载了朱元璋胡大海部于至正十九年（1359）年进攻绍兴的前前后后，其中不乏“大索民船，四出抄掠财物、米谷、妇女、孳畜，所载不尽者，悉皆焚之，或弃水中，深山穷谷，无所不到，数十里之內，荡然一空”这样的恐怖主义实录。

出自明初老兵俞本的《纪事录》则记载了罕为人知的屠民事件：

上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迁山东、山西无产业之民，量其多寡给屋居之，名曰‘顺民’。

短短一段话记载了至少两个事实：朱元璋以胡党案为由，大开杀戒；以顶层设计为考量，大肆强制移民。如果说后者还是众所周知的话，前者就是鲜为人知了。

洪武二十三年诏书云：“二十三年，京民为逆，僇其半，以半迁之化外。”（祝允明《野记》第502页）此即陆容《菽园杂记》引周敬心言“二十三年大杀京民”之本。

北大李新峰的《纪事录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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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朱元璋早在洪武中期已对全体京民深为怨恨，但所杀主要为胡惟庸、郭桓直接涉事人，到洪武二十三年胡党大爆发时才大肆屠戮。“半迁之化外”，就有南京人移民云南实边的历史在内。今天云南不少人仍然族谱追溯到南京，当年朱太祖大开杀戒的血腥记忆犹在。

你吹捧朱元璋，不怕成了他的“顺民”？

其三，朱元璋干掉的官员，真的都是残民虐民的坏种？不见得。清廉任事如方克勤，直言进谏如郑士利，年高德劭如刘三吾，苦口婆心如叶伯巨，都是无端得咎。诗坛上的“明初四杰”甚至无一善终，高启只不过写了首讽刺诗就被腰斩于市。

键盘朱学家恐怕不敢也不愿去统计，朱元璋杀了多少无辜的读书人。贫民富民都是人民，士农工商都是百姓，硬说读书人都是国家蠹虫、残虐百姓，你怕是时空穿越到了韩非子时代。

朱元璋的宝贝儿子朱棣，比之其父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拙文《建文改制研究》中曾经指出，建文时代本已实行的纾解民困、还政文治的诸多举措，到永乐年间遭到全面废止。

朱棣五出漠北、六下西洋，迁都北京大兴土木，造作大报恩寺一掷千金，在在加重平民负担，甚至还引发了唐赛儿起义这样声势浩大的民变。至于其屠戮宫女、折磨读书人，更是流传深远的朱元璋2.0版。

朱鸿先生在《明成祖与永乐政治》一文中便借助朝鲜史料，雄辩地指出朱棣实患有癫痫癔症。硬扯朱棣也勤政爱民，也是妄想迷思。

朱棣有可能是癫痫病患者

今天吹捧明初二祖的人，其实只不过在鹦鹉学舌秦始皇时代的功德碑，把一切繁荣和进步都归之于皇帝。其实经济学的常识足以告诉我们，自然的经济增长会自然地使大多数人受益，古代朝廷往往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是问题本身；得把自然增长的部分扣除了，才谈得上朝廷的作用；得把皇帝的义务扣除了，才谈得上皇帝的功劳。

只要朝廷不过分榨取、扰民，人口和财富就会自然地增加。朱元璋都懂的道理，你为什么不懂？中国人的幸福全靠自己奋斗，并不是谁的恩赐。

本文观点总结如下：

第一，古代的大帝“爱民”，最多是嘉庆抄走和珅家产，帝王干掉潜在的“贵族”，屁民最多分到一点残羹剩饭（更多情况下是连残羹剩饭也没有）。“抑兼并”和“不抑兼并”本质是统治集团争夺“兼并权”，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历代通例。

第二，历代皇帝治国的真实目的和指导思路都藏在《商君书》里。奉劝文言文好的大帝粉丝多读读这本百代禁书，再来崇拜皇帝不迟。当然，如果你不是屁民，你肯定从小阅读《商君书》，这句话当我没说。

最后，这也许是反对“大帝崇拜”的最重要理由：人应当有自卫能力，不应当一直乞求别人的保护。以自由换取安全，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连安全也无法保障。At the mercy of 除了“受人怜悯”，也还有“任人摆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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