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特邀作者竹映月江

提起宋徽宗，人们往往想到“联金灭辽”的北宋国策，并为之扼腕叹息。其实，在宋徽宗年间，北宋还有另一个特殊的灾难，这一灾难对北宋的杀伤力丝毫不亚于“联金灭辽”。

下面，就让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看看北宋时期的特殊灾难究竟是怎么回事吧。

一、财政危机

北宋时期的特殊灾难，是从蔡京上位开始的。

蔡京当上首相后，便开始打着“绍述新政”的幌子铲除异己。可惜蔡京打压政敌的手段虽然很高明，但他治国理政的本事却实在无法恭维。在蔡京的治理下，北宋政治异常腐败，各方面都奔着财务危机一去不复返。

首先闹出财务危机的就是北宋的军事。徽宗时期，北宋军队来了场大扩招，直接导致军队费用节节高升。哲宗绍圣初期，北宋京师地区每月军费支出仅为40万余贯，可到了徽宗崇宁年间，军费就增长到了60万贯。

高达50%的增长率仅仅是个开始。政和二年，军费增长到68万余贯，宣和年间更是增加到了令人咂舌的120万贯。巨额的军费支出对应的是大量的军人和战争，而这一切都成为百姓身上沉重的负担。

其次，徽宗时期冗官俸禄赏赐非常多，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浪费。徽宗时期，北宋冗官达到高峰，可徽宗不仅不裁撤冗员，还给这些官员额外发放了不少奖金，并且不定期的赏赐大小官员宅第。

至于各地官员的公款吃喝，徽宗更是从不多问，甚至连一些官员家仆随从的花销以及喂马的饲料钱北宋财政也全额报销了，结果搞得北宋的财政支出压力山大。

财政负担已经这么严重了，可蔡京还认为天下太平，力劝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徽宗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苑。同时，徽宗还大力推崇道教，建造了无数道观，又封道士为官，让原本脆弱的朝廷财政雪上加霜。

二、通胀原因

北宋君臣肆意挥霍的同时，一场特殊的灾难悄然而至，这就是北宋末期的通货膨胀。

北宋财政捉襟见肘后，朝廷将赚钱的目标瞄准了老百姓，期待通过增加税收走出经济的困境。

农业上，北宋朝廷实施“方田均税法”，结果造成土地的大量集中，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却瞒田逃税，于是朝廷便通过税赋“折变”来向底层的农民收税，造成农民破产逃亡，生产力严重破坏。

商业上，北宋朝廷大量增加商税，甚至重订商税则例，将历年增加的商税全部合法化。这一举动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税收反而减少。

于是北宋朝廷又将增加收入的目标瞄准百姓，官府与民间百姓之间的商贸，百姓们往往被盘剥严重。有时甚至官府“和买”绸绢却不给现钱，几乎等同于白拿。

北宋朝廷种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导致税收持续减少，盘剥日益严重，形成恶性循环，国家财政就此陷入更大的泥潭中。

与此同时，宋廷严重的盘剥还造成了大量的农民起义。据史料记载，仅徽宗、钦宗统治的28年间，成规模的起义就多达40余次，其中便包括著名的宋江起义和方腊起义。

农民起义带来了大量的伤亡，于是农田荒芜，生产停滞，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

三、通胀后果

国家经济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可北宋朝廷给出的解决方法，竟然是铸行虚值大钱，企图通过滥伐货币来挽救国家财政。

崇宁时期，朝廷当十钱用料标准为： 每贯重14斤10两，每钱重3钱，10钱重3两。换句话说，3个小平钱就可以改造一个当十钱，这个漏洞直接引发了民间一场疯狂的盗铸大赛。

由于民间的当十钱多是用小钱改铸的，结果导致市面上的小钱几乎绝迹，这既影响了正常的商业往来，又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

最终，当十钱因过于泛滥而贬值，带来了更大的商业萧条。除了当十钱，北宋其他的货币如夹锡铁钱、交子等等也因为发行过多而贬值。当时陕西、河东原值钱5贯至7贯的钱引，到四川威州就只值100文了，后来随着钱引滥伐继续贬值，一度达到1贯钱引只值几十文钱的地步。

随着货币的持续贬值，人们纷纷将手中的货币换成实物。如此一来，市面上涌现出一股抢购狂潮。北宋政府被人们抢物质的阵势吓坏了，连忙宣布当十钱只能当五使用，后来又改为当三使用。

这样人为的货币贬值更进一步加剧了人们抢购的步伐，结果大量的虚值货币随着人们的抢购进入市场，使物价愈高，货币愈贬，终于酿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这一灾难带给北宋王朝的创伤是巨大的。它不仅造成了社会动荡，百姓离心，而且它严重危害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健康。等到金兵入侵时，北宋朝廷已无力抵御外辱，这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耻”。

纵观历朝历代，经济运行总有它特定的规律，总结前人的经验才能使我们更从容的应对挑战。虽然北宋王朝违背规律，受累于通货膨胀，但他们留下的历史经验，却是我们今天宝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论北宋末期的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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