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东迈（1886—1963），又名吴迈，浙江安吉人，久寓上海，为吴昌硕第三子。吴东迈的书画印传承了吴昌硕的风格，但他的童年却是和母亲一起度过的。父亲早年经历坎坷，直至29岁才结婚成家。母亲姓施名酒，字季仙，可见出生于书香门第。如许多想施展抱负的士人一样，为图发展，父亲婚后经常只身前往杭州、上海、苏州等大城市寻师访友，潜心研究诗书画印。吴东迈有位舅舅叫施为，字振甫。舅舅心性孤傲，工诗，以屈原自况。亦善书古籀文，兼工篆刻。舅舅也没能博得功名，一直为乡里塾师。由于气味相投，舅舅与父亲相处得非常融洽。母亲给他讲民间故事，舅舅教他识字读书，父亲教他写字画画……吴东迈是在外婆家温馨的氛围中长大的。

　　在父亲68岁那年，友人为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份工作。经全家商量后，吴东迈由父亲陪同来到上海。他去上班，父亲则考察上海的书画市场。很幸运的是，父亲在上海认识了王一亭，随着两人的交往加深，吴昌硕时常在上海参加各种书画艺术展览及书画同仁的雅集活动。同时，父亲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从艺的重点从苏州转移到了上海。

　　吴东迈在吴淞货捐分局供职时一个人租屋居住。等全家迁至上海，父亲的书画篆刻尚未打开市场，由于市区房价较贵，因而借住在浦东烂泥渡的一处民居内。父亲为养家而鬻书卖画刻印，吴东迈时常陪同着往返于浦江两岸，觉得这对于一个年近70的老人来讲是颇为辛苦劳累的。好在父亲凭借自己精湛的功力和独特的书画风格，加之王一亭的推动，缶派艺风很快在上海崛起，为世人所瞩目。父亲的书画篆刻润格也迅速飙升，经济收入也丰厚起来。1913年，经王一亭安排，吴家入住了上海闸北区北山西路吉庆里的一幢三上三下的石库门套房，入住时缶翁的心情颇为愉快，在人生的暮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之地，遂题斋名为“去驻随缘室”。

　　福祸相依，老子的名言也体现于吴家生活。晚年的缶翁虽然日进斗金，但自己依然习惯于节俭朴素的生活，而对受灾难民则时常慷慨捐款赈济。这既体现了一位传统士人的仁济之心，也造成了其富有的社会形象。1926年秋，时任杭州塘栖镇税务所所长的吴东迈如往常一样，买了阳澄湖大闸蟹回上海过中秋节。回家后他即收到一封沉甸甸的信，拆开一看十分吃惊。原来这是一封匿名恐吓信，说吴家大富，今要借10万大洋用用。最后威胁道，如若不借，别怪兄弟不客气！信纸内还附有子弹一颗。第二天吴东迈又收到一封匿名信。此信内容颇为蹊跷，问前一封匿名信是否收到？他知道是谁写的，但现在不好点穿。信中又说那人打算绑架的是吴长邺，提示吴家注意安全。

　　吴东迈接此两信后并没有声张。一是父亲已老迈多病，不能受此惊吓。二是不能引起家人恐慌内乱。他悄悄找来老友刘山农商议。刘山农说此事只得托上海滩青帮大亨黄金荣出面摆平。刘山农说黄金荣当年在南市裱画店当学徒时，曾得到过吴昌硕的帮助和照顾，且与刘山农亦有交情。吴东迈同意后，刘山农即前往黄公馆。尽管当时黄金荣因三鑫公司走私鸦片被查而赋闲在家，但一听吴家有难，马上表示：其他人的事可以不管，但吴家的事他要管的。黄金荣马上派大徒弟徐宝生坐镇吴家，密切注意客厅动静并排查线索。徐宝生起先认为有可能是在吴家干活的人与社会上的黑道内外勾结。他于是严格规定这段时间内，小少爷不准下楼。当听说弄堂口的茶馆内出现了两张说四川话的新面孔时，徐宝生当即决定把这两个家伙拿下。徐宝生安排手下朝一个四川人身上吐痰，这引起了争吵。然后一群包打听一哄而上，把两个四川人架到马路对面的车行内暴打盘问。两人只得承认是来绑架小少爷的。吴东迈得知实情后大感意外，主使者竟是平日和他交情颇深，且是在吴昌硕推荐下主持海上题襟馆日常事务的某书法家。包打听前去拘捕此人时，他已逃离了上海。

　　熟人策划绑架孙子的事对吴昌硕刺激很大，由此决定请个家庭教师陪伴吴长邺。

　　1927年11月末，吴昌硕突发中风症，经中西医会诊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4岁。缶翁还有个遗愿，要在这40万大洋中拿出10万办一所艺校。

　　吴东迈没有违背父亲的遗愿。料理妥吴昌硕的葬礼，吴东迈邀请数位父亲的门生故旧成立了校董会。他请各位为艺校起名，酝酿一番后大家将校名拟定为昌明艺术专科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昌明艺术专科学校于1930年初创立，发起人为王一亭和吴东迈，主旨为纪念和发扬吴昌硕的书画印艺术并发现和培养艺术新人。

　　来源： 收藏快报 作者：蒋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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