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质彬

　　吴昌硕作为一代宗师，一生所临摹的金文数量很多，仅次于其所临石鼓文。作为一个广涉博取的大家，吴昌硕从青年时期开始学邓石如、赵之谦，到晚年自化、随意挥运，风格变化很大，他对诏版和缪篆等也有涉及。综合对比，金文对吴昌硕的影响巨大，使其最终脱去石鼓原貌。当然，吴昌硕临摹时，基于个人脾胃，必然会有取舍，作为心性、志向极为强烈的开宗立派人物，所有的作品最终都会以个人的气质为引领。这种做法贯穿其一生，个性达到极致。吴昌硕属于大器晚成者，逐步臻于极致，即使到了衰年，仍是笔力充沛，精神弥漫。

　　所临《寰盘》是写给“瘦羊”的，即吴昌硕在苏州结交的挚友潘瘦羊。潘钟瑞（1823-1890），号瘦羊，出身于苏州城赫赫有名的潘氏家族。到了他这一代，虽不及族兄潘祖荫一脉荣华富贵，也拥有不少店铺和良田，可谓衣食无忧。然而他对仕途功名一向看得很淡，只以考订金石自娱。吴、潘大约是在1881年前后相识，自此过从甚密，深有默契。潘瘦羊常为吴昌硕书画题跋，吴昌硕则为之奏刀刻印，相见甚欢。潘瘦羊知道吴昌硕对《石鼓文》有嗜癖，就将家藏汪鸣銮收藏的石鼓精拓本相赠。吴昌硕如获至宝，终日临习，心摹手追，并专门作诗以记：“有此精拓色可舞”、“从兹刻画年复年，心摹手追力愈努”、“清光日日照临池，汲干古井磨黄武。”道出了无比惊喜之情和决意终生学石鼓的心意。

　　款中时间是“甲申年”，即1884年，吴昌硕时41岁。虽非高度成熟之面目，但从行书落款来看，风格初具。也就是说，吴昌硕行书是早熟的，篆书是慢热的。篆书的“慢热”注定其一生可以超大容量地吸收，将各家营养荟萃于胸。盱衡当世，为了求得某种所谓的风格，不惜以怪异面目示人，或者过早结壳，故作老态，就再也无法吸收营养，从此江河日下。所以说，书法不能不定型，否则没有风格，但也不能急于定型，结果同样是没有风格或形成习气。只有持之以恒，才能水到渠成。

　　从吴昌硕一生来看，几乎没有一件完全以毕恭毕敬姿态临得非常像的金文作品。作为个性意识极其强烈的大师级人物，很难拘于某一家形貌。吴昌硕最擅长的就是融会贯通，一生提倡“贵在深造求其通”，回顾其一生，也确实做到了。这件临作一气呵成，亮点在于落款，款字虽为行草，却笔笔篆意，与正文并没有本质区别。很多人写多种书体，楷书像褚遂良，隶书像曹全，行书像米芾，每一种都写得很好，可是，放在一起，却不像一个人写的，实际上就是没有贯通，不能以个人气质来引领，没有发生“化学反应”，结果只是“杂拌儿”，这样就不可能有个人风格。吴昌硕有极强的化合本领，写行书笔笔见隶意，写隶书笔笔有行意，凸显其个性。

　　临作用笔极为率意，不拘于原貌，原作章法也改变了。这种细长条幅式的章法极难，因为纵列只有四五字，需要不停地调整行气，又要通篇和谐统一，而且还限定篆书书写。看似不经意，实乃最难处。从几处用笔来看，似乎有细弱之嫌，正文倒数第七、八、九行最下方的“显”等字较繁，挤在一起，似乎局促壅塞，但整体上来看，这些“失误”和“不足”，恰恰是全篇有意味的部分。这就说明，在临摹时注重整体效果更为重要。

　　很多人有开篇下笔感觉不佳便撕纸的习惯，其实，不妨有点耐心，写完之后，摆上两三天再看。因为人的感觉是不停地发生变化的，要学会“回头看”和“时时看”，如果一下笔就撕纸，养成习惯，必然容易心浮气躁。绝对意义上的“完美”是不存在的。如果一件作品中，有几个字特别好，因此而刺目，也并非好事，好的作品须有整体感。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典故，罗丹曾经将一件雕塑作品中过于完美的双手敲掉，因为这双手已经可以独立成为作品，因为过于完美而惹人关注，必然破坏整体感。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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