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蛮与“丝绸之路合奏团”在演出中

吴蛮是外媒眼中的中国音乐代表，《波士顿环球报》称赞她为“极少数改变了其所演奏乐器历史的演奏家”。

1990年，吴蛮拿着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位琵琶硕士的文凭，以及留校任教后比父亲还高的工资，却感受到巨大的危机感与不甘心。20多岁的她似乎一眼望到了人生的尽头，她不断思考周遭处境——自己还没成熟，能当好老师吗?身边同学一个个出国深造，欧洲和美国未知的广阔世界如同刚开篇的小说，冒险、精彩与文化碰撞即将产生的变化，深深刺激着吴蛮。

“作为音乐家，你要站在舞台上，用演奏与观众交流。”她想起小提琴家斯特恩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座上说的一句话，这刺激着她渴望闯荡的愿望。她想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

她带上两把琵琶、中阮、柳琴、古筝、古琴和扬琴，总共七件乐器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飞机。那个年代，一个人带那么多乐器出国是需要找熟人的。吴蛮带着这些乐器，就像带着一项未知的选择题，一股脑地装在未来的包裹里，无畏出发。

如今再回想初到美国的岁月，吴蛮会用“寂寞”来形容自己当时体会到的落差感。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她说，“早年间有一种寂寞感。整个西方对中国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这种精神上的落差是一定有的。”她没想过将来会怎样，也没想过自己会遭遇些什么。

要让欧美观众接受琵琶，吴蛮说，“很难。”最初的五、六年里，她不计较任何名利，不在乎任何场合，只要有演奏机会，抱上琵琶就登台。她还记得，第一次演奏是在一座教堂里，观众看到这件乐器，觉得新鲜，态度也很热情。当她拿着50美金的报酬离开，人们很快就忘了她和她的琵琶。

她没有任何人脉，更没有任何秘诀，唯一能做的只有坚持演出。1992年，吴蛮与弦乐四重奏合作现代作品《魂》，算是她美国生涯的转折点，全场观众起立鼓掌的场面让她意识到，琵琶不能局限在过去的传统领域，而是要与不同乐器、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合作。

琵琶与世界对话的窗口，从此打开。吴蛮尝试了几乎所有的音乐形式，让琵琶与爵士乐、电子乐、现代音乐、先锋音乐合作，又邀约世界各国的作曲家为她创作琵琶曲目，从独奏到与交响乐的协奏，至今已经累积出一百多首现代琵琶作品。

今天的吴蛮是外媒眼中的中国音乐代表，《波士顿环球报》称赞她为“极少数改变了其所演奏乐器历史的演奏家”。她是马友友“丝路计划”重要创始团员，曾五次获得格莱美“最佳演奏”和“最佳世界音乐专辑”提名。

当“跨界”成为一个庸常的词，吴蛮对“跨界”的说法颇有排斥，“20多年前，我就开始做如今所谓的‘跨界’合作，当时只是觉得，音乐应该是多种语言，我作为一个音乐家，应该有多重的能力和渠道去表达我的音乐。我只是为音乐、为价值而考虑，其实不同艺术门类的合作，都在这个‘界’里头，没有跨到外面去。”

在方式多元的合作中，吴蛮开始寻找琵琶的根。2000年，她第一次接触到来自伊朗、蒙古、印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的音乐家，面对面听他们演奏，“既熟悉又陌生，有一种共鸣，这些音乐怎么跟新疆音乐那么像，那种经历非常美妙。”从那时起，吴蛮有意识地开始追溯起琵琶背后的历史，与伊朗音乐家聊天之后，她才知道，“伊朗有一种古老的弹拨乐器贝尔巴特琴，就是琵琶的前身。”

从那时起，“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项目启动，吴蛮游走到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用音乐会的方式寻找琵琶在中亚的血脉。

2008年，吴蛮终于有机会跟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南疆汇聚而来的新疆音乐家们坐在一起演奏，“当所有人拿出自己的乐器，我非常感动。那些乐器之前都是在照片上看到，在录音里听到。我记得维吾尔族音乐家阿卜杜拉说，这些乐器都是琵琶的兄弟姐妹，我们八百年前是一家，经历了这么多朝代，又见面了。”吴蛮几乎有流泪的触动，那次会面，美国史密森民俗唱片公司为音乐家们录制了《边疆：吴蛮与丝绸之路音乐大师》，该唱片由美国史密森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获得美国独立音乐大奖提名。

今年5月，吴蛮回到中国，以“边疆”为名，在西安、苏州、北京等12座城市完成“吴蛮与丝路音乐大师”的巡演。

借着“一带一路” 的观念，她邀请塔吉克斯坦、意大利等不同国家的音乐家跟自己巡游中国，向中国观众介绍来自丝路各国的优秀音乐，“我希望能把‘边疆’音乐会做成一个旅行，带着观众不用坐飞机地去旅行一趟，旅行到中亚，然后回到中国，我们来走一圈，从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再走到今天，今天的社会。今天不同国家、背景的音乐家、现代音乐家、演奏家的合作，带着观众来旅行一次音乐的旅程。”

吴蛮采风时面对面聆听民间音乐人演奏

吴蛮与不同类型的民间音乐人合作，将中国音乐带向全世界

专访吴蛮

“我是靠几千、几万场音乐会积累起来的”

第一财经：1990年去美国前，你带了七件乐器上飞机，你说“哪种乐器接受度高，有市场，我在美国就弹哪一种”。为什么后来决定以琵琶打开西方世界的大门?

吴蛮：因为琵琶有丰富的语言，我对它的掌握和热爱足够我忙的，不仅是我用琵琶打开了西方大门，琵琶也起到了作为西方了解中国音乐的窗口。其它我带去的乐器，至今还一直放在柜子里“失业”。

第一财经：在美国，你单枪匹马演奏琵琶，信心曾经动摇过吗?你曾回忆在美国的中小学、老人活动中心的演出，是“撕破脸面”，内心的落差很大?

吴蛮：用音乐和观众交流，这样的信心我从没动摇过。早年确实有一种寂寞感。整个西方对中国不太了解，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落差一定是有的。

中国人比较讲面子，所以我开玩笑说当时是“撕破脸面”了，去小学、老人活动中心演出，在中国是没有的，这对我是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当时希望不同层次的观众都能听到中国音乐，不去顾及所谓的身份，对当时美国的观众来说，所有这些都是“零”。早年的美国观众听中国音乐还是一种好奇心，就是看个热闹。

我在美国（的成就）是几千、几万场音乐会积累起来的，难度相当大，也很幸运。

第一财经：日本指挥家大山平一郎曾说：“吴蛮在琵琶演奏上的成就，就像马友友的大提琴演奏一样”。大提琴面对的是深厚的西方传统，你的琵琶面对的是古老而新兴的西方世界，今天琵琶这件乐器在西方的认知度，你付出的努力是否比传统的西洋乐器演奏家更多?

吴蛮：大山与我和马友友先生都有过多次合作，他所说的，是音乐家之间相互欣赏、尊敬的评价。西方乐器演奏家有传统文化的根基可循，沿着前辈铺好的道路前行，只要有足够的音乐天赋和努力，你的优秀终会被认可。但我没有路，而且要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国度里单枪匹马打开一个市场，就像现在说的“创业”。创业不仅限于开公司、办银行、投资做生意。我的经历是文化创业，自己找到发展的路。这个挑战是无法想象的。

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音乐经历和贡献要远远超过一般人。这些年来，琵琶在西方认知度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高的，我进行了很多琵琶和西方乐器的结合，对整个音乐的概念有了新的想法和创新。这20多年，我没有考虑过任何利益，不管是物质还是名利，我一直默默在角落里耕耘。

第一财经：“边疆和吴蛮丝路音乐大师”的音乐会项目始于15年前，在琵琶寻根的路上，你有哪些发现?

吴蛮：早年间我去了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家，发现很多国家对传统的东西保留得非常原汁原味，也有很多创新。他们保留传统的东西，要比中国做得好，像是印度的西塔琴、阿塞拜疆的木卡姆、以及伊朗的传统音乐，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一说一唱一听，西方观众都比较熟悉。

中国的传统音乐到底是怎样的风格，怎样的语境?现在好象很模糊，无论从结构上、音乐作品上，都往西方去靠，这有些遗憾。

第一财经：你曾到西北地区和台湾原住民地区发掘农村道教仪式、皮影、地方戏曲和民歌中的原始音乐，某种意义上，这是民族音乐家才会从事的工作。你也常说自己是音乐家，在这些考察中，你有什么思考?

吴蛮：不管什么头衔，对我来讲都不重要。音乐是我的职业、我的热爱，我想了解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形式和风格，丰富自己。只要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我肯定就会去做。老腔现在很红，我早在十多年前就去了，到村子里去听他们演唱，这不一定是民族音乐学家才去做的事，而是所有音乐人都可以做的事。

大概是2005年，我第一次去陕西、陕北、延安一带采风，对我的触动思考还是蛮大的，那时才发现我的知识那么贫乏，对中国音乐的了解那么窄，只会弹琵琶，什么都不会，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差劲?那次一路走过去，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有皮影戏、说唱音乐、器乐、民歌，还有地方戏，有吹奏的、弹拨的、唱的，很多即兴音乐，包括道教音乐。在那些环境下，你身临其境听着这样的音乐，和你住在城市里从广播、电视里听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那时会觉得音乐的功能和力量非常非常大，音乐对人类的贡献和人类的需求也是非常非常大。音乐跟人是分不开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音乐，这也是我特别深的感触。

第一财经：美国有媒体评论你说：“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琵琶因为她而不再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好奇乐器”。你给琵琶带来最大的贡献，是否就是去掉了神秘的色彩，让琵琶作为一件乐器，与西方乐器平等交流?

吴蛮：之前西方媒体认为琵琶是神秘的，是因为不了解，任何事情不了解就会变得神秘。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推荐，他们才觉得琵琶变得越来越熟悉，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就是有一天琵琶变成全世界都知道的一件乐器，就像一说吉他，大家都知道。

我希望中国的乐器能站在世界舞台上，让琵琶变成全世界的乐器、变成全世界音乐的一分子，在世界音乐中拥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而不是默默无闻地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生存。对我来讲，这样的人生很有意义，是很微妙、很奇妙的一种心理感觉。

吴蛮与弦乐四重奏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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