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令；禁止“番妇”入关或严禁“番妇来华”。这条禁令着实让人费解，但却很有市场，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关于这条禁令，有两个案例值得一说。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荷兰商人洛连乘坐“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出发，绕过好望角，穿过马六甲海峡，历时十余月，终于达到了广州城。“海马号”只是一艘普通的商船，却让广州地方官员高度紧张起来。原因不是商品特殊，而是因为船上有三个女眷，其中就包括洛连的妻子和女儿。广州当局允许其他人员入港，却禁止三个女眷上岸。情急之下，洛连强行带着妻子女儿冒雨登岸，并将他们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中。这件事传开后，影响很大，关长、行首、保商等从中斡旋，多次协调后，才敕令洛连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为了防止发生类似事件，清廷明确规定“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外国商船一旦来华就要在澳接受全面检查，只要发现女性，一律下船留在澳门。

与之类的还有盼师夫人事件。

盼师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东的大班（管货和处理商务的货长），他对清廷的上述政策十分不满。1830年10月盼师公然携夫人和葡萄牙婢女，乘坐轿子，颇有声势地进入广州商馆。显然，这里面不无挑衅的味道。盼师只是一介货长，他之所以敢这样做，背后定然少不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这件事让两广总督李鸿宾不安起来。按照规定，李鸿宾通过行商勒令盼师家眷退回澳门。盼师既是挑衅，自然对勒令置之不理。不仅如此，他还协调英国海军调来一百多名士兵，全副武装进入商馆。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李鸿宾害怕由此引发战争，便让行商传调停。调停的结果就是，两位女性以养病为理继续留在广州，待病愈后退回澳门。这个结果让清政府很没面子，为了显示天朝神威，便将为盼师提供轿子的行商革职，并发配新疆。至此，盼师夫人事件告一段落。

清政府为何惧怕西方女人来华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西方女性天足无拘，举止随便，穿着暴露，而且很多生活习惯与传统格格不入，这些都是传统观念里有伤风化的表现。二是西方女人如在广州长期居住，难免会扩大与华夷接触范围，一些“不轨”之举也就无法控制了。三是来华商人如果有家眷陪同，则在华定居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与清政府限制通商的精神相违背。

由于以上认识，清政府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往往将西方女人看成比枪炮还要可怕的存在，甚至将白银外流的恶果都归咎于这些女人。

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这条禁令显然有违常理。随着西方人来华贸易的频繁，因禁令而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方代表很是重视这个问题，便将准许英国人带女眷来华居住的有关条款写进了《南京条约》中。此时的清政府，吃了败仗，还要割地赔款，哪有精力再顾及女人之事了。于是，这一执行了近百年的荒唐禁令终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