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苗疆全图，把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区域定为苗疆，东、南、北三面环水，西面以高山为屏蔽，横跨湘黔两省的大腊耳山逶迤而来，在其腹地因地质断层而构成台地地形，星星点点的苗寨散布于台地之上，凤凰城正在其间。城池被苗寨团团围住，双边的关系又相当紧张，这小城四面受敌的气氛一定令人不堪，断不会有今天这份和谐与悠闲。

对苗族祖先起源，众说纷纭。《战国策·魏策》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明清以来多以古代之“三苗”附会为后世的苗族，传说是以尚武强盛一时的蚩尤后裔，属于号称“九黎”的部落。在长年与炎黄尧舜禹各部落的争战中，多次战败，逐渐从其生息之地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被迫南迁，陆续定居于西南荒凉的崇山峻岭，史称“南蛮”，其中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区的一部分，在汉唐被称为“武陵蛮”或“五溪蛮”。

湘西苗族流传的史诗《休巴休玛》，记录了苗族先民不断迁徙的历史。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在泸溪峒重新建设新的家园，“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不料恶鬼追赶而来，“祸害遍及九十九岭，世上人间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败，只得像“河里的鱼逆水而上”，从大河边被赶到小河边，从小河边被赶到小溪边。一次又一次的创业，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贫瘠的地区迁徙。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苗族的先人当年是如何扶老携幼，恋恋不舍告别昔日的家园，一步步深入猛兽出入无常林深不见天日的湘西腹地的。苗人爱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欢愉的场合，苗歌出口仍然会让人听来凄凉哀伤，那些哽哽咽咽断断续续的曲调，绝无半点娱人娱己的意思，反倒露出一步一喘气五步一回头的印迹，也许这些苗歌诞生的环境，正是苗家先人艰难险阻前途莫测的旅程吧。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汉族人口激增，为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不断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经退无可退守无可守，致使汉苗两族为争夺生存空间时时兵戎相见。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区的高寒地带，生存环境更趋恶劣。据《苗防备览风俗考》：“苗中四时气候与内地向异。常有黑雾弥漫，卓午始稍开朗。当朦翳之时，人畜对面不相见，寸趾难移。春夏淫雨连绵，兼旬累月，常驻泥滓难行。雨势甫霁，蒸湿之气，侵入肌骨。其泉为山洞岩浆，性极寒冽，饮之败胃，水土恶劣，外人居其间，常生疠疫。”

194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认为：“苗人终岁勤劳，丰年仅免冻馁；一遇灾荒，则不能自给。弱者鬻子女以换斗升之食，占者则结伴四出抢劫。有司追捕过急，常常酿成大乱。故谚曰‘苗疆五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此非苗人生性好乱，实因地狭人稠，为生计所迫。”

从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到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这四百九十多年中，湘西黔北苗区共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战争三十九起，前后历时九十八年。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带曾有二十万苗汉居民参加抗暴起义，范围涉及三省六府十三厅县，前后持续十二年之久，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曾调动湖南及周边七省兵力，仅湖南一省用兵两年就耗费军费多达七百万两白银。义军先后与清军交战百余次，死于此役的清军总督、提督、总兵等高中级将领达到二百余名，至于义军方面的损失那就更是可想而知。此后，道光、咸丰、光绪、民国年间，都有规模较小的苗民暴动发生，最终都以起义首领壮烈牺牲，起义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