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法”是什么？让司马光和吕惠卿争论面红耳赤不罢休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吕惠卿却是他的追随者之一。吕惠卿认可新法，可是他对于新法的要旨想得并不透彻，与反复思索过的司马光展开一番唇枪舌战，辩驳不过，恼羞成怒。王安石变法中提到的青苗法是他们辩驳的中心点，那么青苗法到底是怎样的呢？以下是一段关于青苗法的记载：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2／10或3／10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看到最后的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这一条的实施在王安石变法后期就造成了官府人员变相收贿的问题，按时间分配，而事务又不能确定数量和难度，这显得很不科学，会造成人员时间的浪费。除此以外，王安石总共还提出了十几项变法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国家多个领域的发展，牵连很广，司马光在朝上做了分析，请求宋神宗停止变法，这才和吕惠卿发生了争论。

司马光说：“老百姓把钱借出去吃利息还能盘剥穷人，更何况官府催债，谁敢说个不字？”吕惠卿说：“青苗法规定的是谁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也不勉强。”司马光说：“那些百姓只知道借钱的好处，不知道还钱的坏处。当年太宗皇帝实行类似的法度借米，一斗米十钱，百姓都很愿意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贵了，老百姓负担更重了，我只怕青苗法以后也是一样。”吕惠卿说：“在当地买米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省下的钱可以供给京城。”司马光接着说：“东南地区钱少粮多，现在不借东南的米而借东南的钱，这不是损不足而补有余吗？”这时候有大臣被司马光说动起来附和：“司马光说得对。”

《道德经》中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司马光用道德经里的话反说，驳倒了吕惠卿，说明吕惠卿所说之法的实施是违背天道自然，不符合现实规律的。

再看两人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借百姓钱粮的问题。吕惠卿认为借钱给百姓之后让他们努力还钱，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方法。其实这就类似于如今我们的信用卡，借贷消费，超前消费，这的确可以促增长，保经济。不过如今许多的借贷公司，哪怕是正规银行业务也难找到客户了，人们在信用卡消费中也逐渐认识到了这种消费方式的弊端。用钱的时候用得潇洒，还钱的时候还得痛苦，有自觉性和计划性的人使用它还好，如果是没有自觉性和计划性的人，会借贷无度而给将来的生活造成很大压力，这就是司马光一方的人所考虑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一个长远的将来。

当时是否有必要推行青苗法，这得看当时的具体国情，司马光等人认为这在当时是没有必要的，而即使实施，实施方式不同形成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信用卡借钱还钱都有时间规定，利息说明及种种其它规定和条例，“趋时趋事”的实行方式刻板，容易被下层官员利用和抓空子，如此形成一些冗杂的规定不仅不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反而有可能造成百姓将来的经济负担。

变法时期，每户需出壮丁，每日到家人拿钱领人方才可以离去，这就是小权力者变相收费的现象，收得多了这类似于信用卡借贷的政策演变成搜刮人民的利器，倒让不知情的百姓认为是政府放高利贷一样的事情，所有民怨都会积在最高统治层头上，这就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