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说海疆

　　马大正、何瑜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年初，清廷发布了一道“南洋禁航令”，这是自1684年康熙帝批准“开海贸易”三十余年后，清朝海疆政策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这道三百年前的“禁航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今雅加达）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闽粤台三省交界海面）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

　　其后，虽特许在澳门的葡人可往南洋贸易，但严谕：“不得夹带华人，违者治罪。”同年四月，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疏言：“天主教设自西洋，今各省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叵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奉旨各省再行严禁。

　　随着康熙帝晚年对西方世界的怀疑与警惕日益加深，他愈发明显地感到西力东渐的潜在威胁，因此一改旧章，警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并强调指出，以往对海疆失之过宽，“现今海防为要”。

　　“盖天下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

　　三年之后，即1720年，罗马教皇派使臣嘉乐来华，重颁“禁约”教谕，规定所有中国教徒不许敬孔祭祖。康熙帝即命大臣传旨：“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一反从前对传教士的宽容态度，这是康熙朝末期海疆政策的第二个重大变化。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清廷加强了东南沿海稽查。康熙五十七年二月，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奏请朝廷采取六条措施，以除“海洋大弊”，其主要内容是，一方面强化水陆联防保甲，“客商责之保家、商船之水手责之船户或货主，渔船水手责之澳甲同???魅”＝幔?薅ㄈ耸??鋈肱滩椋?⒀辖?娲?霸鼗跷铩⒔佣扇丝凇薄Ａ硪环矫嫜细窆娑ǎ?餐?ㄍ逯???匦刖?妹排萄楹笠惶寤に停??刺ㄍ逯?诵胗傻胤焦俑?眨?拚胀刀烧哐霞又巫铩?

　　稍后，清廷更禁止沿海各省出洋商船携带炮位、军器，又多次明令福建、台湾、广东、浙江、山东等地于沿海险要之处添造营房，修筑炮台，以固海疆。

　　康熙帝晚年清廷海疆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沿海不靖，海盗侵扰日见严重。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东南海盗出没频繁，每趁夏月南风至山东、盛京（今辽宁）等沿海，至十一月乘西北风南回，啸聚海上，杀人越货，抢夺营伍，抗拒官兵，“岁岁为商民之患”，使清廷十分不安。

　　其二，南洋华侨与日俱增，清廷唯恐出现郑成功第二，故严加防范。台湾归清后，许多志士仁人不愿降清，纷纷乘船赴吕宋，或转至爪哇、马六甲各处。康熙帝下令开海后，“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言：“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昔过苏州时，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他又提醒，“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须预为措置”，“加意防范”。

　　其三，康熙帝对来华传教士态度的转变。康熙朝中叶，自明末以来一直扰攘不休的“中国礼仪之争”不断加剧，基督教的神道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持续激化。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派铎罗为宗教钦差，到中国宣布禁止异端的“谕旨”，下令所有教徒不许敬孔祭祖，并摘除康熙帝为教堂所题写的“敬天”匾额，“不许悬挂”。这无疑是对以“天子”自居的康熙皇帝最严峻的挑战。

　　于是清廷下令驱逐铎罗，并颁布限制传教的上谕：“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但1715年春，罗马教廷无视中国主权，重申“禁约”，中国教徒如不遵行，“依天主教教罚处之”，并再次派人赴华宣谕。对此，康熙帝亦针锋相对，严申禁教上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五年后罗马教皇使臣嘉乐来华的强硬表态，火上浇油，导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受到重创。

　　其四，康熙帝不仅改变了对传教士的看法，对台湾等岛屿的认识亦有深刻变化，促进了清廷海防重心的转移。台湾初定时，自康熙帝以下，大多数清廷权贵及官员虽然接受了征台有功的施琅的建议，将其保留在版图内，但对东南海疆乃至世界局势却茫然无知，以至康熙帝亦曾言：“海贼乃癣疥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同时，对与中国已有300年宗藩关系的琉球国，清廷也有“海上领封”（清承明制，遣使海外册封）之议。所以当日施琅疏言“盖天下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历代以来备防外国甚为严密，今虽与其贸易，亦须有制，不可过纵”，“苟视为已安已治，无事防范，窃恐前此海疆之患，复见不远”。他呼吁清廷思患预防，虑事久远，但并未被主政者所接受。

　　施琅等人死后，“曾经战阵大臣已少，知海上用兵之法者益稀”，深知“野战尚易，水战尤难”的康熙帝极为忧虑，“台湾一失，难以复得”。故1717年有人以“守边界”之说进言时，康熙帝直接驳回“断断不可”，“台湾、南澳，人以为孤悬海外，无关紧要。自得其地，福建广东之贼便无容身之地，所系非轻”。与台湾初定时所言，判若两人。

　　“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

　　康熙帝晚年，清廷的海疆政策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雍正、乾隆两朝尽管治国风格不同，但整个海疆政策却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随着西力东渐的潮水不断上涨，其以防范限制为主旨的海疆政策，更趋苛严与完善。

　　首先是南洋政策。雍正帝即位后，以“振数百年之颓风”的改革与务实精神治理天下，其海疆政策承袭乃父，且更加严厉。当时，广东地方官不断上疏，请求取消“洋禁”，允许人民赴南洋贸易，但雍正帝认为“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一直不予允准。

　　不久，地狭人稠的福建省连遇灾荒，人民相继为盗，社会动乱不安。为维护海疆宁谧，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不得已解除南洋禁令，恢复沿海部分人民的谋生手段，但为防止出洋之人与海外“勾连串通”，危及清王朝统治，雍正帝特别提出：“方今洋禁新开，禁约不可不严，以免内地民人贪冒漂流之渐。”不仅“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今后出洋贸易者，“若逾限不归，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意不许令其复回内地”。

　　雍正六年，清廷又规定闽粤人民出洋贸易的禁约，每年出口船只，必于四月份造报，入口船只于九月份造报。如入口船有番账未清，准其待来年六七月间进港，若遭风漂泊他省者，准取具该地方官印结返回。若故意迟延，并徇私捏报，必行追究。再出洋之船，允许酌量携带油钉、棕麻等物，但仍需注明数目，以凭查验。雍正九年，又进一步重申铁锅禁运，“无论汉夷商船均不许货卖出洋，违者照捆载废铁出洋之例治罪”。

　　乾隆主政后，对内虽一反其父的铁腕政治，但在南洋政策上却没有多大改变，只是允许“在番居住闽人，实系康熙五十六年以前出洋者，令各船户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如在番回籍之人，查有捏混顶冒显非善良者，充发烟瘴地方。至定例之后，仍有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

　　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荷兰殖民当局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无辜华侨近万名，血染溪流，史称“红溪惨案”。消息传到中国，引起沿海地方官员的警觉，他们纷纷上奏，或请禁南洋贸易，或请暂停噶国（即噶喇吧，指雅加达）买卖，以示儆戒，否则“南洋数十船之商贩任其复行往来，殊于海疆防范大有关系”。但乾隆帝却认为，这些被害华侨乃是“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

　　“红溪事件”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清廷对南洋的疑虑，日后清廷又得知荷兰国王责备此事太过，“已将镇守噶喇吧番目更换，再三安慰商船，照旧生理”。认为荷人不会殃及天朝海疆的宁静，因此乾隆帝便明言：朝廷对此事“概不闻问”。并于乾隆七年明确颁旨：“南洋一带诸番，仍准照旧通商。”

　　可见，乾隆帝的不禁南洋贸易，与康雍两朝的南洋政策，其出发点完全一样，即为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和海疆宁静。至于沿海人民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上万名海外华侨的生命，皇帝是不放在心上的。

　　从“四口”到“一口”

　　清廷统一台湾后，康熙帝对与日贸易十分关注，并派人秘密赴日查访。其时，两国之间尚无官方联系，因清朝对日铜材的需求量较大，所以官方对中日民间贸易，一直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令”，限制中国、荷兰赴日商船数和贸易数量，并对华商实施“信牌”制度。日方利用华商欲得其“信牌”以便贸易的迫切心情，指名让华商携带违禁的医药、书籍、武器以及军事和技术人才等，为其“教演弓箭藤牌，偷买盔甲式样”，甚至打造战船，训练水师。

　　雍正帝即位后，任用心腹密探，广泛收集情报，密切注意海外的一举一动。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得知上述情报后，立即采取对策，下令沿海督抚加紧防范，“风闻东洋日本近来不甚安静，行迹不无可疑，江浙洋面相连，应即一体留心备御”。

　　清廷又加强对赴日商人的管理，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挑选李君泽等8名商人为商总，设立总商稽查制。要求凡出洋商船，必须由坐商、行商、船户，同出洋商人3名连环互保，将船只、货物、乘员逐一详填造册，报官批准。出关之时，海关官兵携总商等亲临查验。如商船在海外逾期不归，则保商、家属均坐罪。乾隆帝即位以后，继续沿用乃父办法，令沿海督抚密报日本情况，且大力整顿赴日采办洋铜制度，将其直接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

　　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实施开海贸易后，清廷开放的“四口”（松江、宁波、泉州、广州）之中，以广州为洋船集中之地。为加强对外商的管理，乾隆十年（1745年），清朝在原有“行商”制度上建立“保商”制度。它用类似保甲制的方法，逐层担保，把对外贸易的垄断商人联成一个层层相制、利害与共的整体，负责收缴税捐，保证外商和船员循规守法不得生事，最终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之目的。

　　但18世纪中叶，正是西方世界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蓬勃兴起的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不甘心接受清廷对广州贸易的种种限制，企图北上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从乾隆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755~1757年）六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连派遣四五艘英船到宁波进行贸易。英船久不来浙，忽然联樯而至并携带大量武器，立刻引起清廷的警觉，乾隆帝担心“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便命浙、粤督抚筹议办法。

　　乾隆二十二年初，浙粤督臣更改浙关章程，以增税计划上奏朝廷。乾隆帝深以为非，谕曰：

　　“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夷）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并不在增税也。”

　　乾隆帝的意图十分明显，但这种“不禁自禁”的办法并未奏效。最后，清廷断然明令：“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远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同时，乾隆帝进一步阐明只许西洋船“一口贸易”的原委，除经济上“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之外，更重要的是“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且“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由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

　　由此，联系到康熙帝晚年对东南海疆的忧虑，以及雍正帝对传教士的严厉限制，可以清楚地看到，乾隆二十二年对外贸易由“四口”变为“一口”，绝非清王朝闭关自守的转折点，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乾隆帝继父祖之后，既定海疆政策的延续和发展，是清廷“海防重于通商”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

　　“防夷五事” 终成空文

　　清廷对西洋“一口通商”的政策既定，便立刻通知浙粤两省地方官员及澳门同知（乾隆朝早年任命的专门管理澳门事务的正式官员）、香山知县等，传集外商当面晓谕，并派人前往噶喇吧通告荷兰总督转达英商，“番船口岸定于粤东，不得再赴浙江”，但英商并不就此罢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东印度公司的汉语翻译英人洪仁辉等再赴宁波定海，船上货物遭到中方官员没收。洪一气之下北上天津，打算进京告状。

　　结果，清廷虽严厉处置了涉事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人，但既定政策并没有丝毫退让，反而进一步强化，不仅加强闽浙海防，将与外商有生意往来的人统统迁回原籍，严禁对外贸易，而且详定章程，强化在粤外商的管理与防范。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亦称“防夷五事”），主要内容为：

　　一是禁止夷商在粤省过冬；二是夷人到粤，宜令寓居洋行，由行商管束稽查；三是禁借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四是革除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是夷船进泊黄埔，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此为清廷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英国虽接二连三地要求清廷修改章程，但乾隆帝坚持定见，毫不让步。他认为“驾驭外藩若一味姑息，伊等必致骄肆，自当恩威并用，使先知所惧，则其感益深，足以预弭滋事之端”。

　　到了乾嘉之际，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清王朝已由盛转衰，人口急剧膨胀，社会动荡不安，吏治腐败，军事废弛，海疆防御十分虚弱。沿海水师“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别遣小舟携公文，往邻界交易而还，其实两省哨船相去数百里，从未谋面也。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以至于1893年受英王乔治三世派遣来华晋见乾隆皇帝的英使马嘎尔尼，在其访华日记里写道：

　　“英国只要动用少许兵船，就能远胜中华帝国整个海军，在不到一个夏季的时间里，破坏中国海岸的整个航运。”

　　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欧美殖民势力进一步侵入东南亚。随着来华贸易船只与日俱增，不仅华商海外贸易的市场日渐缩小，中外冲突与对外交涉事件也频频发生，广东沿海几乎成为列强逞凶交战的场所。

　　在海疆形势愈益险恶的情况下，抱残守缺的清王朝，除不断强化各种限制防范措施外，别无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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