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承担教育部海归项目《东西方汉学史》4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三节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

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是指在地理位置上和历史上是汉代丝绸之路的所在国或其近邻地 区的国家，由于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一类汉学文化区的所在国和我国通过内陆交通而相互往 来，特别是汉代对西方世界的文化交通和元代的成吉思汗的远征，使汉学流传到中亚、西亚 和欧洲地区。

林梅村先生曾在《西域文明》一书中说：“西域是中国史籍对玉门关以西和帕米尔以东地区 的传统称谓；罗马史家称这里Serindia——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千百年来，西域一直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孔道，因而成为中国、印度、西亚、北非和希腊五大文明交织荟萃之地。”林梅村《西域文明》，东方出版社，1995年。这一汉学文化区的地理位置从我国北方、西北、西方到西南、南方，形成汉学史上的以所在国的内陆文化和文明为其特征的汉学发展史。其中又有几个国家因为和中国接邻，是以陆路交通为主、水路为辅的。这一汉学文化区主要有今天的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在这一汉学文化区内，我将对上述各国的汉学发展进行探讨。

第一、汉学在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受容

在本节中，我想先从汉学在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受容讲起。

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匈牙利人就是中国古代的匈奴人、土耳其人就是中国古代的突厥人。 如，1748年出版的《匈奴族和突厥族起源问题的研究》(《Memoire Historique sur I'orig 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一书。匈奴人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大败于汉，大部分人移民到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地区。中国音乐学院的杜亚泉曾专门研究了匈牙利的民间传统音乐和现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之间在曲调和风格上的对应、相似关系，也肯定了这一观点的可信性。根据李国祁博士在《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国研究》一文中的介绍，匈牙利早在1845年即有植物学家“Stefan Ladislas Endlicher用德文于维也纳发表Anfangsgrunde der Chins ischen Grammatik一文”李国祁《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国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5卷第3期。对中国古代文法进行了粗浅地解说。从此形成匈牙利汉学史上早期以对古代汉语、古代蒙古语和古代匈牙利语的比较研究为主、从而找寻匈奴人和匈牙利人的对应关系的特点。早期汉学在这里是语言学性质的。

土耳其的国名，在汉语中的发音上，和中国古代的阿尔泰山一带的突厥之名很近，公元582 年开始，突厥分为东、西两突厥。唐代初期大量的突厥人亡命到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地区。也 曾有学者研究这二者之间的对应、相似关系。但是，早期突厥的由来问题一直是东方学、东洋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如，卡菲苏格鲁博士(Ibrahim Kafesoglu)在《历史上的突厥 名称》一文中考证说：“根据摩西五书杜撰的传说认为，突厥是圣诺亚的后裔，有些史料则说， 突厥是诺亚三子中雅弗的儿子……突厥在八至十四世纪的伊斯兰世界里，开始扮演重要的角 色。”Ibrahim Kafesoglu 《历史上的突厥名称》，见《大陆杂志》第39卷第9期，陈庆隆译。研究突厥的历史和由来问题，对于研究上古时代中西交通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也是汉学史研究的参考学科之一。早期汉学在这里也是语言学性质的。

在上古时代的西域社会里，突厥族在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字中有各不相同的名称记录，以我之 所见就有以下十一种：突厥、狄、Tik、Turukha、Turk、Turcac、Tyrkae、Togharma、Targ ita、Turuska。以上十一种名称的记录，都以“Turk”作为语源来使用，产生变化的是a、i 、o、y四个音素。而“Turk”的读音正和“突厥”的中古音相同。

第二、汉学在印度的受容

印度本来属于亚洲，但由于汉代的丝绸之路才使其被中国发现，所以把印度汉学史的研究放 在这一文化区。如前文所述，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中国的殷王朝时代，中国和古代印度之 间就有文化交流和往来。又见《史记·大宛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丈蜀布。问 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通过以上的记录，我们可知：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和印度(地理上也包括今之孟加拉、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锡兰、不旦等国就有了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但是，在此之前的交往，众说纷纭，不可得其定论。而汉武帝时代正是开始“独尊儒术”之时，汉学经张骞等人得以正式传入丝绸之路上的各国，当是可以成立的。

以上是上古时代。到了中古时代和近代，汉学才真正在东西各国开始流传。这又必须先自意 大利说起。

第三、汉学在意大利的受容

意大利在汉学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汉学传播史的角度上来说， 西方世界各国(如，法、德、英等)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著名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 来访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件盛况空前的大事。他于1275年来华，1295年回国，在华共计十 七年。在他口述的那部游记著作中，汉学第一次正式地为西方世界所知晓。在马可·波罗之 前，曾有凯若宾教士(Jean du Pian Carpine)于1245年来华，回国后出版了一部介绍元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蒙古史》(《Historis Mongalorum》)。这使他成为西方蒙古学的鼻祖。在马可·波罗之后，又有克瑞威若教士(Jean du Monte Corvino)来华传教。从此，意大利传教士来华人数与日俱增，汉学也通过意大利传教士为西方世界所熟知。这也许都算作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我把1583年来华传教的利玛窦教士(Matteo Ricci)作为意大利汉学史的开端。明清时代的意大利传教士对汉学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利玛窦教士被公认为西方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家。在法国成为世界汉学研究中心之前，意大利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和传播是当之无愧的中心。

第四、汉学在西班牙的受容

西班牙也是早期西方世界汉学传播和研究的先驱国之一。在1585年，门斗撒教士(Conzalez de Mendoza)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l Gran Regno de China》)一书，作为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研究中国史的汉学专著被正式出版。因此之故，把这一年定为西班牙 汉学的开始。

关于此书在西方各国流传中的版本问题，根据石田干之助博士在《欧洲的中国研究》一书中 的详细地考证，共有七个语种38种版本存在，即：一、西班牙文八种。二、意大利文十一种。三、法文八种。四、拉丁文三种。五、德文二种。六、英文二种。七、荷兰文三种。

石田干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昭和7年。其中，英文版中最为著名的是由玛杰(R. H. Major)所译的《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 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一书。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此书的中文版，199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分为两部，每部各分三卷。上部对中国历史、文化、风俗、政治制度进行比较详细介绍。下部以福建为中心，对当地的地理和文化进行说明。石田干之助博士认为：“本书是西方支那学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一部名著之一。也是西方研究汉学的开始。本书中对支那古代礼俗制度和习惯有着极为详细地记录，是不可不读的一部著作。”石田干之助《欧人の支那研究》，日本图书株式会社，昭和7年。

从此角度来说，西班牙是中世纪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锋。在近代传教史上，西班牙教士的汉学 研究也是值得重视的。

第五、汉学在荷兰的受容

荷兰，在近代西方汉学研究活动的展开过程中，曾被法、德等国学者们称为“欧洲的华人” 。这一称号的由来据说是因为荷兰人作事和考虑问题，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的习惯，而和中国人相近的缘故。比如说，当明清政府在西方其他国家的挑唆下，拒绝和荷兰人进行通商后，荷兰商人就在公海上去掠夺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货船，致使“荷兰海盗”、“红毛海盗”成了近代中国和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史上的固定词语。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游乐园中仍然有“海盗船”这一游戏，并以红头发的荷兰人的形象作为背景图象。荷兰人的确非常地希望和中国有正常的通商关系。不过，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荷兰人相貌出奇，满足了中国人的好奇心。在清代初期顺治年间，顺治皇帝在宫中接见荷兰人后，宫中官员和宫女、卫士们都出来观看。在瑞克黑尔(William W. Rockhill)所著的《欧洲使节来华考》一书中把此现象称之为“如观非洲野人之状”。William W. Rockhill 《欧洲使节来华考》，引见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又见盖格纳( De Giugner)所著的《北京》(《Peking》)一书：“留京之日，荷兰竟被视为天然之异物， 几被华人看煞。甚至召入宫中，供妇女之游目。”De Giugner 《Peking》，引见朱 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

因此，在《明史·外国列传》中称荷兰为“红毛番”，这和广州人当初称英国人为“红毛鬼 ”同出一辙。不过，当时以葡萄牙为首的欧洲各国阻止中荷贸易来往却是事实。见朱杰勤所 著《英国第一次使节来华考》一文：“荷兰人之来中国，本后于葡，而屡与葡为敌。1604年 及1607年，荷兰人两次至广东，欲与中国通商，皆为澳门之葡人所阻。”朱杰勤《英国第一次使节来华考》，见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又可见瑞克黑尔(William W. Rockhill)所著的《欧洲使节来华考》一书中的记录：“今又复述荷兰使团矣，耶稣教士其时在京握有极大之势力，对于使团大加攻击，其时一神父告吾等曰：彼等决意对于荷兰人不留余地，小心谨慎以破其工作，而百计阻其与朝庭接近”。William W. Rockhill 《欧洲使节来华考》，引见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1939年。

1592年，林斯秋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葡属东印度游记》(《Travelaccount of the Portuguese to the Orient》)一书被正式出版。在这部近似马可·波罗游记的书中，中国第一次被一个荷兰人写在书里介绍到荷兰。但是，作为汉学意义上的研究著作的出现，赫姆塞威博士(Hulsewe)在《汉学和和学研究在荷兰》(《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 es in Holland》)一文中主张：“有关中国研究的工作，当以一六二八年赫尼斯(Justus He urnius)在爪哇布道时，编纂一本中荷拉丁三用大辞典为开始。”Hulsewe 《Chines e and Japanese Studies in Holland》，吕秋文译。见《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年。赫姆塞威博士在此使用了“有关中国研究的工作”一词，即他把林斯秋顿的《葡属东印度游记》一书定义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先例。这一区别的目的显然是要保持汉学定义的严密性，又出自现代著名汉学家之手，当可从之。

第六、汉学在法国的受容

汉学传入法国是17世纪初期的事情，来华传教士们把汉学带回了法国。自18世纪初开始，汉 学在西方世界已经正式形成。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认为：法国汉学的创始人是冯秉正教士(Joseph Francisus Maria Anna de Moyriae de Mailla)，他于1703年初正式来华传教，著有《黄金时代的卑论》(《Saeculo Aureo Humilis Traactus》)一书，并和 1708年来华的雷孝思教士(Jean B. Regis)一起参加了《皇舆全览图》一书的著述工作。雷孝思教士还著有《法译易经》(《I Ching》)等汉学著作。再如，1722年来华传教的宋君荣教士(Antonious Goubil)，他本人在汉学研究上先后著有《法译书经》(《Chou King》)、 《法译易经》(《I Ching》)的著作、《成吉思汗及蒙古史》(《Histoire de Gentchiscan Touteladynastite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erantsde la China》)、《大唐史纲》(《Abreged de I'Histouire Chinois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ɺng》)、《中国干支纪年表》(《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等多部汉学著作。在十八世纪初期的 法国汉学界、乃至于在当时整个的西方汉学界和来华传教士们，在对中国思想和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没有人能和宋君荣教士相比。当时就被同行们称为“最博学的耶稣会传教士”。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评述他说：“在汉文方面，所下功夫更在冯秉正、马若瑟、巴多明之上。”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 3年。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第二位博学的钱德明博士(Joan Joseph Maria Amiot)，以其对传统汉学思想和上古历史之精湛研究成就而超过了这座法国汉学研究的一代丰碑。

但是，比宋君荣教士更早来华的是著名的金尼阁教士(Niclas Trigault)。1626年，他翻译的《易经》法文本一书在中国杭州出版。从此开始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但是，此版本的 《易经》至今尚无人目睹过，成了汉学史上的一段公案。曾有人把1685年洪若翰教士(Joann es du Fontaney)为首的六人布道团的来华作为法国汉学的开始，实属无知。见刘增泉《汉学研究在法国》，载《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

但是传统上的概念以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第一个汉学讲座的设立作为欧洲汉学史的开端。但这一讲座全名称为：“中国及鞑靼·满洲语言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eratures Chinoise et Tartares Mandchoues”)。

这和俄罗斯的“华学”概念有些接近。福赫伯博士在《对欧洲汉学史的一些看法》一文中考 证说：“1838年首先‘汉学家’(Sinologist)这个字出现，不久之后(1857年)又有一个目前已不太用的字‘汉学人’(Sinologer)，令人想起不太好听的‘占星人’(Astrologer)。‘汉学’(Sinology)一字意谓著‘对于中国事物的研究’，似乎更是晚出，在1882年才正式出炉。”见Gauting Herbert Franke提交台湾主办“1992年欧洲汉学史国际会议”的论文，古伟瀛译。

但是，从汉代张骞的丝绸之路、元代成吉思汗的远征军，以及著名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 的来访，各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等等历史事件和有关著作，都使得汉学凭借中外文化交流和 中西交通的机会得到了正式的传播，并开始了西方对汉学研究的兴趣。以法兰西学院第一个汉学讲座的设立作为欧洲汉学史的开端之传统观点，有着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法国中心论的特点，在本书对丝绸之路诸国汉学文化区的研究中，不存在欧洲汉学史这一概念，进而也不会同意此说。实际上，通过我对匈牙利、土耳其、印度等地汉学传来历史的说明，我已经把这一汉学文化区的起源提到了西汉时代!那时英、法、德等国还没有建国，自然也就不是这一地区的主流。当法国成为汉学研究的中心之时，已是19世纪初期的事了。这就是汉学传播史和汉学研究史的区别。但是，汉学的研究活动的确是因为法国的加入而正式形成，并且取得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世界汉学研究中心的地位。

第七、汉学在英国的受容

英国作为打开近代中国大门的外来侵略者之一，在向中国强行推进鸦片的同时，也把汉学带 回了英伦三岛。这是尽人皆知的史事。但是汉学在英国的传播却在此要早上两百多年。杨国 祯《牛津大学中国学的变迁》一文中介绍说：“早在1604年(明代万历三十二年)，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1635年(崇祯八年)、1636年( 崇祯九年)、1639年(崇祯十二年)、1640年(崇祯十三年)，当时的坎德伯里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William Land)前后四次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共计1151册。”杨国祯《牛津大学中国学的变迁》，见《中国史研究动态》。这至少可以说：早在明代，汉学在英国的传播就已经相当广泛而且深入了。并不仅仅是传统儒学，从经学到史学，从诗词到小说，中国传统国学中的各个科目几乎都传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德林图书馆成了西方汉学史上第一个汉学图书馆。1687年，比利时的柏应理教士(P hilippus Couplet)携带沈福宗前往英国协助整理这一图书馆中的古籍，可是他只是作了编目和古籍修复的工作，没有进行题要的著述。沈福宗是南京人，在途经英国时曾在剑桥大学为东方学家海德(Thomas Hyds)讲解中国思想和文化。他来到法国后立刻受到了路易十四的接见和赐宴。他是唯一一个见过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中国人。见夏一雄《ヨロツバとアジア》，大东出版社，昭和58年。此书中对沈福宗生平的有关说明如下：“Chin Fotsoung”(沈福宗)教名をMichelというラテン语の会话に巧めて……南京人。时に三十岁。”夏一雄的书中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于①1684年出版的《LeMercure Galant》一书中的记载。② 《Monumenta Serica》，1964年，XXIII，第374、375页。又见耿升所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的记述：“沈福宗(Alfonse Michel)神学院修士，中国人……逝世：1692 年9月2日逝世于莫桑比克附近的途中。”

二百多年后，博德林图书馆中的这批古籍成了利雅格教士(James Legge)和助手王韬在牛津 大学指导选修汉学讲座的学生们的重要参考书。

第八、汉学在比利时的受容

汉学在比利时的流传完全是因为早期来华传教者中有比利时籍的教士。而且研究中国古代思 想，是比利时传教士的特长之一。早在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教士就出版了研究孔子和儒家传统思想的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这使汉学在比利时的传播有了很好的基础。

柏应理教士不光对比利时的汉学研究有启蒙之功，更对当时欧洲各国汉学的传入有重大的贡 献。如上述所说的他携带沈福宗到英、法、比等地一游，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传入启了重大 地推动作用。

第九、汉学在德国的受容

德国的汉学研究活动创始于17世纪初期的米勒教士(Andreas Muller)。张国刚博士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说：“柏林教士兼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uller, 1630-1694)……第一次将这些中文图书编成目录。米勒1670年编辑过一本《关于契丹国的历史和地理论集》 ……后来他还编译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拉丁文本……他于1672年出版的《中国的碑刻》 ……1678年他还根据波斯文编译了一本《中国历史》。米勒的工作很快使他在欧洲学者圈里赢得了中国历史与语言专家的名声。”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 4年。

可惜，张国刚博士没有明确地说明是谁赞赏米勒教士的研究著作。这里，我再略为补充一下：极力赞赏并大力支持米勒教士汉学研究活动的是大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博士(Gottfri ed Wilhelm Leibniz)。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并不是德国汉学史的起点，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德国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正处于启蒙时期的缘故。但是，作为思辨哲学和历史学理论的学术王国 ，德国的汉学很快就注意到了古代中国思想的特殊本质，并立刻从对汉语语词的分析开始展 开了汉学研究。哲学家赫姆包德博士(Wilhelm van Humboldt)，在1827年发起了汉语在思辨 哲学中的意义、文法和语词的变化性质及象形文字的价值等方面的学术探讨。这种研究与其 他国家不同之处是：其目标指向不是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而是德国的语言哲学在汉语中的实 际应用问题。

由此形成了一直以对历史和儒家思想的研究为主体的近、现代德国汉学。在其邻近的奥地利，汉学也在17世纪晚期开始传了进来。

第十、汉学在葡萄牙的受容

葡萄牙的汉学开始于鲁德照教士(Alvare de Semedo)。1641年，他所作的《中华大帝国史》 (《Reiatio de Propagacao da no regno da China e outros Adjacentes, in4, Madrid》)正式出版。这是葡萄牙汉学史的开始。此书和1585年出版的门斗撒教士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的中文译名是相同的。但在西方汉学史上，此书还不如那个著名的西班牙汉学家的著作。可能是雷同之处颇多的原因吧。

第十一、汉学在捷克的受容

汉学传到捷克的大致时间是在19世纪八十年代。在此之前，据李国祁博士《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国研究》一文的介绍：“由于基督教的Odorico de Pordenone修会中有不少捷克的传教 士，故捷克人早在十八世纪即有到过中国者，只是这些传教士他们由于传教的关系，仅注意 及语言，未曾真正的去研究中国。”李国祁《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国研究》，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5卷第3期。

当时的汉学研究，和来华的所有传教士们的研究大都一样，以对古代汉语的理解和翻译为主。这或许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所研究的问题。直到1884年，在查理大学(Charles)设立东方研究讲座，由杜威若克博士(Rudotf Dvorak)出任教授，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思想史性的汉学研究。也许正是因为对汉语的研究具备了训诂学意义上的基础，才使得后来的捷克汉学走向了对古代中国思想史进行专题研究的一步。杜威若克博士对中国古代传统经典《诗经》、 《道德经》、《论语》等有很深入的研究，又长于对秦汉原始道教思想史的研究。从此奠定了杜威若克博士作为捷克汉学之父的地位，为以后西方汉学史上捷克学派的出现准备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二、汉学在瑞典的受容

瑞典在17世纪晚期之前，已经开始了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张静河《瑞典汉学史》中介绍说：“第一个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发表了他的观感的人，可以确定为尼尔斯·玛森·雪平 (Nils Mattson Kioping)，他曾经于1654年陪同一位荷兰商人兼外交官远航中国海岸，他的旅行报告用流行的文体把中国描绘成在聪明人治理下的幸福国家。”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

但是，具有汉学意义上的著作的诞生则应是：1697年出版的若兰德博士(Ericcus Roland)的 《中华蒙古帝国》(《De Mangno Imperio Sinarum》)一书。这部博士论文的诞生标志着瑞典汉学的起点。这部中国古代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把瑞典的汉学研究定位在对古代中国历史和文物的研究为主体的非儒家色彩上。

第十三、汉学在波兰的受容

汉学在波兰的流传是17世纪中期的事情，当时来华传教士中有波兰籍的卜弥格教士(Micha el Boym)，他于1643年来华后，一直在广西、澳门之间传教。1658年，卜弥格教士以波兰文出版了《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 Pulsibus》(《脉经》)一书，此书是晋代王叔和《脉经》的波兰文译本。尽管这是中外科技和文化交流史上的研究内容，但古代中国的医学实是以“儒医”为主体的，因此，此书实际上也是波兰汉学界的一个成果。他还有其他的汉学著作，多未发表。

第十四、汉学在阿拉伯世界诸国的受容

这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在阿拉伯世界诸国，或许只存在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传 统儒学的传入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在6、7世纪之时，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诸国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特别是自波斯帝国到中亚诸国的所谓“丝绸之路”领域。当大唐王朝在安史 之乱后失去了对西域和中亚诸国的统辖时，强大的伊斯兰教世界立刻成了新的支配者。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诸国被称为“AlIslam”、“Islam”……在汉语中称为“回回教” 、“回教”、“回纥教”、“回鹘教”。约在8、9世纪之间，出现了用古代阿拉伯文书写的《古代印度和中国》(《Achbar ul Sin uad Hind》)一书。此书后来在1718年被译成法文出版，书名为《Anciennes Relatiou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此书在日本曾影印出版，但书名改为《Ancient Account of India and China》。此书最有历史价值的内容是：它比较详细记录了当时唐王朝时代发生的黄巢起义。与此同时出现的一部阿拉伯语辞书中出现了对中国唐代草书和书籍钞本形式的记录。足见唐代和阿拉伯世界的来往程度!

第十五、其他

在瑞士、丹麦、挪威、芬兰、罗马尼亚等国，汉学的传入则是19世纪晚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