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崛起，必然带动大城崛起。改革开放40年，谁是最成功的城市？近两天，一则消息刷爆了朋友圈，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社在北京共同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重大成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以下简称《报告》），昆明入选“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最成功城市”名单。

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最成功城市，让大家自发成为昆明宣传员的同时，也不禁要问昆明凭什么摘得“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最成功城市”的殊荣？这项荣誉背后是靠什么支撑的？

昆明拥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

《报告》发布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表示，众所周知，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在此之际，总结中国城市的发展经验，探讨其发展动力，诠释其发展原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0年风云变化，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成功？记者注意到，《报告》使用近40年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增长两个标杆，非资源城市和近年人口净流入两道门槛，从内地28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选出40年来经济发展最成功的40个城市（排名不分先后）：深圳、广州、厦门、珠海、佛山、中山、汕头、乌鲁木齐、北京、三亚、苏州、郑州、上海、天津、东莞、太原、兰州、南昌、江门、常州、大连、重庆（中心城区）、南京、无锡、杭州、宁波、合肥、芜湖、青岛、武汉、长沙、成都、昆明、西安、银川、温州、福州、济南、株洲、南宁。   

那么，入选的标准是什么？倪鹏飞介绍，“两个标杆”：40年来的人口密度变化和经济密度变化；“两个门槛”：排除资源型城市和人口净流出城市。具体来说，经济密度就是地均GDP，是一个效率指标，“40年来中国城市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地域面积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仅仅比较GDP总量或增长量，就会出现重大偏差。所以用了这样一个标准。”

同理可以解释“人口密度”，并且，人口本身就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体现。

对于“门槛”的设置，倪鹏飞解释，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不可控性，“如果以20年为期，可能发展得还不错，但到后面就停滞了，所以放到长远来看，就能发现只靠资源是不行的。”

对于昆明的入选，《报告》是这样评价的：昆明是云南省省会，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举办地。昆明经济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7倍，人口密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5倍。世界园艺博览会彰显了昆明特色和中国气派，也给昆明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决定了昆明是东亚大陆与中南半岛和南亚次大陆进行经贸往来的陆路枢纽，尤其是中国对缅甸、老挝和泰国开放的陆路枢纽。

西南一隅改革波澜壮阔

不难看出，《报告》对昆明的区位优势赞叹有加。而回顾昆明4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成就，也能更好地理解昆明入选背后的实力支撑。

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在春城吹响，这四季如春的城市真正迎来了勃勃生机，各行各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1979年2月4日，昆明召开（县）区四级干部会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

40年间，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从昆明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不断完善发展思路，动员和依靠全市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奋发拼搏，使昆明的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快速、健康地向前发展。  

作为昆明改革开放的参与者、经历者、见证者，市社科联原大大、市社科院原院长龙东林大致向记者回顾了昆明40年间，从边疆落后省会城市发展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沧桑巨变。

时间回到40年前，1978年的昆明正在拨乱反正的收尾阶段，当年全市的GDP达到了15亿元，财政收入3.5亿元，较之1977年已有较大起色，增长达50%。而此前的1976年，全市工业曾惨跌到历史低点，总产值只相当于1966年。1977年全市职工工资年均599元，比1964年的628元还少29元。

“昆明是一个边疆省会中心城市，又是一个发展严重不足的城市，只有改革才能破除阻碍昆明发展的体制障碍。”龙东林说。昆明的改革开放是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始的。

面对困境，1978年底，昆明工业企业率先进入改革的第一个高潮，对工业企业开始放权松绑，到1979年，全市多数工业企业都转亏为盈，昆钢等亏损大户竟然一年就减亏2000万元，工业经济进入全面恢复状态，一下子提高到15亿元之多。改革的巨大成效坚定了改革的信心。

在农村方面，继1981年基本实现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昆明农村农业的发展就开始转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蔬菜、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乡镇企业开始发展。1985年，农村改革向流通体制深化，取消了自1957年开始的统购统销，农民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多种经营、多种经济形态涌现，极大焕发了农业生产力，1985年农业GDP比上年增长28%，1987年更比上年增长35%，农村改革的深入，直接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昆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

1991年前后，昆明工业进入相对过剩阶段，开放发展，以市场引导生产的模式逐步形成，开拓市场的视野也由单一的国内市场转向周边东南亚国家市场。1992年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鼓舞下，西南五省七方在昆明达成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开拓东南亚市场。确定了第二年在昆明举办面向东南亚的进出口交易会——昆交会。昆明作为面向西南开放的窗口和中心的作用开始显现。

1992年5月，中共中央4号文件决定昆明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瑞丽、河口等实行沿边开放城市政策，昆明的区位从对外开放的末端一跃成为前沿，成为云南对外开放城市圈的中心，昆明的发展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为了办好昆交会，昆明大刀阔斧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建设的高潮——开始进入旧城改造与新区建设并举的拆建时期。

1999年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启了昆明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昆明落后的城市基础设施由于世博会的建设得到改善。昆明开始从城市布局、城市形态和功能结构上将城市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放到重要位置，提出了“一主三副”的指掌形城市发展设想，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态功能、开放功能和服务功能。

2003年5月, 省委、省政府对昆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做了重大调整，确定了现代新昆明发展战略，制定了“一湖四片、一湖四环”的城市发展格局。长期束缚昆明城市活力的空间不足问题得到缓解，城市活力得到解放。城市的产业聚集、人口聚集效应增强，城市化率迅速提高到了63%。

时间轴再往后移，2015年，大大大大考察云南时，要求云南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昆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几年来，昆明市委对昆明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思考，最终确定：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它明确了昆明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奋斗目标，描绘了昆明未来的美好蓝图。2017年，昆明举全市之力，聚各方之智，抓好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的组织实施，“一枢纽”“四中心”“三品牌”建设取得新进展。

在龙东林看来，在40年的风云变化、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中，昆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改革主体生长先于规则创立的实践，使昆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走上了一条充滿活力和生机的道路。使昆明在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建设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自觉地服务于全省、全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昆明城市的综合实力就一定能迅速提高。（昆明日报 首席记者李思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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