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之后，扶贫还有必要吗？如何解决今后将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问题？为了减少相对贫困问题对发展全局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江苏近20年来积极探索，不仅取得显著成效，而且在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于即将到来的“全面小康时代”，未雨绸缪，具有前瞻性参考价值。

脱贫之后仍需长期扶贫

近20余年，江苏坚持“既要救急，又要救穷”的理念，在不断解决一直存在的少量绝对贫困现象的同时，积极探索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显著提升了相对贫困地区经济实力和群众生活水平，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持续扶贫带来历史性的进步

“如果脱贫后就不用再扶贫了，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工作岂不是白干了？”长期担任江苏省委农工办兼扶贫办主任、现任省委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胥爱贵用反问的语气对半月谈记者说。

胥爱贵说，江苏省是越发达，越重视扶贫。1992年之前，只在省民政厅设了一个“扶贫科”；1994年，成立了副厅级的省扶贫办；2003年，省扶贫办又升为正厅级。

江苏的扶贫工作，大都属于帮扶“相对贫困”。2003年，全国的贫困线为370多元，而江苏已超越1500元；2015年，全国为2855元，而江苏已超越4000元。2016年，江苏进一步把贫困线提高到6000元。

胥爱贵说：“江苏用帮扶绝对贫困的力度来帮扶相对贫困，不仅扶人、扶村、扶县，还扶片区、扶区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消除了原定的贫困人口、集体经济薄弱村、贫困县、贫困片区，江苏又给自己提高标准，划出一批新的对象来加以帮扶。

以盐城市为例，2012年底，全市有322个集体经济收入15万元以下的“薄弱村”，到2016年初，“薄弱村”收入标准改为18万元以下，却只剩下105个村了；2012年有收入4000元以下的人口52.02万,到2016年初，贫困线提到6000元，却只剩下41.85万人。

由于不断把扶贫开发作为“补短板”的重要措施来抓，江苏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2016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72:1，而江苏省城乡人均收入之比为2.3:1。

1996年，江苏省将苏北地区4个最穷的县（沭阳、泗洪、泗阳、宿迁）划出来，组建成宿迁市，以便特殊帮扶。20年中，宿迁与全省首位的苏州市相比，城镇居民收入从26.7%上升为44.3%，农村居民收入从28.3%上升为50.3%，从全国城市200名以外进入百强之内。

 

打破南北之间“无形界限”

 

江苏省把帮扶苏北发展作为缓解相对贫困的重点，长期实行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五方挂钩、四项转移、南北共建园区、整体帮扶连片开发等。

五方挂钩，是从1992年开始，江苏探索建立了省级机关、苏南县市、高校院所、各类企业对口苏北经济薄弱县挂钩帮扶的机制。四方对口的各机关、县市、院所、企业每年投入分别不得少于20万元、500万元、100万元、10万元，并且每年要保持一定增幅。

如今，与苏北挂钩的已有省级机关单位90家、苏南县市21个、高校院所40所、各类企业114家。这些资源与苏北自身资源相结合，有力推动了苏北发展。

四项转移从2003年开始，江苏实施项目、资金、人才向苏北转移，苏北的剩余劳动力向苏南转移。仅2011年到2016年间，累计向苏北转移500万元以上项目12471个，总投资19594亿元；省财政对苏北地区各类补助5788亿元；苏北新吸纳大学毕业生76万人，引进急需人才和高层次人才1.2万人,显著提升了苏北地区的内生动力。

2006年，江苏又开始实施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迄今，苏北已设立“共建园区”38家，成为当地的重要增长极。去年，共建园区合作双方进行互访151次，到苏北园区工作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231名。南北地区之间的“无形界限”已逐渐打破。

2014年，江苏又建立了对苏北6大片区进行整体帮扶的机制。帮助这些片区制定帮扶规划、落实帮扶项目、协调解决难题，推进其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民生事业。两年之后，刘老庄地区、黄墩湖滞洪区两个片区成功脱贫退出，今年又将涟水县和沭阳县接合部、丰县微山湖西岸两个相对贫困的片区补充进来。

目前，苏南5市与苏北5市人均GDP之比，已从1996年的3.76:1缩小为2.23∶1。泗洪县扶贫办副主任朱启洪说：“1992年，感觉苏北与苏南至少差30年，现在最多差15年。”

从受助者变为参与者

江苏省扶贫开发研究所所长肖宜滨说：“相对贫困永远存在，但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处理它，结果大不相同。”

来自省人大办公厅，现任泗洪县委副大大、省委帮扶工作队队长的赵正驰说：“有人以为财政兜底之后就没有贫困者了，实际上，即使在江苏，最穷那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还是令人震惊的。如果政府不主动去管，一定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必须管！没有办法也要找办法！”

胥爱贵说，扶贫的受益者，首先是被扶持的地区和人群，而它带来发展的协调，对经济全局意义重大。

苏北地区产业结构日益适应现代生产格局，就连“垫底”的宿迁，2016年一、二、三产业比例也从以前的47.8:30.8:21.4变为12.1:48.5:39.4。

苏南苏北成为日益紧密的合作伙伴。苏南的优质农业、一部分配套的工业不断梯度转移到苏北，大大缓解了苏南的土地和环境压力。

江苏沿海新建的一批港口、临港产业也就有了强大的战略腹地。原先的“贫困地区”从受助者变为参与者。

从1992年至今，江苏经济增速每一年均快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产业较为协调，江苏没有牺牲农业，粮食总产量超过浙江、福建、广东、上海四省市之和。有专家指出，这与江苏长期重视以扶贫为代表的“补短板”有很大关系。

滨海县委大大钱武华语气坚决地对记者说：“全面小康之后，扶贫的方式也许会做某些调整，但绝不可以停止，必须当成长期的政治任务。”

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堰下村村民谢春明在大棚内照顾盆景 季春鹏/摄

“合伙”是最好的扶贫方式

考察江苏近20余年的扶贫实践，可以看出一条从“输血”扩展为“输血+造血”，再到“输血+造血+合伙”的发展脉络。该省的扶贫工作者们正在完善体制机制，以求未来做到该输血的及时输血，能造血的尽快造血，把受助者变为平等共赢的合伙人。

 

“输血”：用制度保障“经济上的急诊”

无论经济如何发达，绝对贫困现象都很难根绝，必须用制度加以救助。在全面小康之后，绝对贫困仍会像“经济上的急诊”，需要人们去解决。为此，江苏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最基本的政策，是扶贫开发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互衔接，对因各种困难不能越过省定贫困线的人群，实行低保兜底。

这样，2015年“十二五”结束时，全省贫困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都超过4000元。江苏“十三五”的扶贫目标是超过6000元，到2020年如有未能达到的，也将如此办理。

为了及时发现跌下贫困线的人，并紧急施以救助，江苏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设。

滨海县扶贫办开发了一套“精准扶贫管理系统”，同民政、卫计、人社、教育、国土等部门信息共享，存储低收入人员的基本信息，实时更新，为精准脱贫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撑。该系统还配置了预警、分析、监督等功能，成为“经济120急救系统”。

在这套系统支持下，滨海县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子女，一旦考取大专、本科，即可迅速获得一次性资助3000元、5000元；低收入人口每年可获免费体检，患大病的，住院报销比例自动提高至90%以上；低收入农户自主创业，按每户上限3000元打卡奖补，2016年累计向13945户拨付3091.6868万元。

该县还筹资1.5亿多元，创设利群小贷、立信担保两个金融平台，为60个经济薄弱村配置股权，其收益的50%用于救济遭灾、大病的困难农户。

“救助少量绝对贫困有了制度保障，我们就能以更大的力度去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了。”滨海县扶贫办主任许世兵胸有成竹地说。

 

“造血”：将贫困者拉进产业链

 

江苏扶贫工作者们发现，所谓造血式扶贫，不是只给对方找个饭碗就万事大吉。真正有效的造血，必须结合对方的特点，发现和发挥其固有优势，把他们拉进一条一条的产业链，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贫困，往往是不能正确使用资源造成的。把资源用对了，任何地方都有致富之道。”泗洪县扶贫办副主任朱启洪说。

泗洪县西南岗的8个乡镇，曾被称为江苏“穷极”，一个重要原因是水土条件不宜种粮，却硬要种粮。

近年来，在省委帮扶队指导下，分别转产西瓜、桃子、碧根果、蔬菜、蛋鸡、蚕桑、奶牛、苗木，收入成倍增长。2016年，这个片区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670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与工业密集的苏南相比，苏北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土地资源。长期的扶贫开发，不仅使苏北成为全省的优质高效农业基地，更由于投资环境的改善，对许多工商业投资者产生了吸引力。

宿迁市现已兴建销售额亿元以上的企业近800家，聚酯薄膜、家电玻璃等12类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踏进了工业化中期。

“只要被拉进了产业链，正常运转起来，苏南苏北并没有太大差别！”2003年从苏南常州转移到苏北沭阳创业的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明辉说。

目前，这家公司在沭阳办了6家企业，为名牌手机生产配套的机壳、天线、线路板，为当地1.3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2015年、2016年销售额分别为35亿元、50亿元。

许世兵强调，要让贫困农户进入先进的产业链，提升农民素质是当务之急。在滨海县，农委、人社、扶贫等部门合力兴办了一家“随耕田间学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为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市场经营主体和低收入农户搭建技能培训、提升素质的平台。

既讲理论知识，更重实际操作，开设了瓜果种植、农机装备、农业物联网、休闲农业、农耕文化等实践操作区，受到农民欢迎，成为国家级示范基地。

 

“合伙”：提高被扶对象主动性

 

随着社会进步，被扶贫一方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他们渴望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更有主动性。

“未来的扶贫，尤其是缓解相对贫困，也许应该探索一种‘合伙式扶贫’。”泗洪县委副大大、省委帮扶工作队队长赵正驰说，扶贫不应该带有一种恩赐之心，也必须尽可能弃用强制手段。

最好的状态是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特色发展、平等共赢的合伙关系。而输血式、造血式扶贫，则有利于创造合伙的条件，打下合伙的基础。

据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江苏各地已经进行了不少“合伙式扶贫”的尝试。

有的是“小合伙”，即把低收入农户以股份合作方式组织起来。如滨海县同心村探索的土地股份合作方式：入股土地900亩，用于种植蔬菜、瓜果。让农户和村集体分别持有原始股，按每年每亩纯收益5000元测算，吸纳的521名低收入群众人均可获得分红2100余元。直接参与或间接务工的低收入农户还能增加经营性、工资性收入。

有的是“中合伙”，即以贫困片区的镇、村为单位，与区外大企业合作。如滨海县滨海港镇，有一个600头进口种猪的基地，依托年出栏8万头苗猪产生大量有机肥的条件，正在与正大集团合作，建设一个万亩有机大米基地。

有的是“大合伙”，就是依据全省各地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重新安排经济格局。据省委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胥爱贵介绍，江苏将在生态保护基础较好的苏北地区，减少经济任务，设立一批“生态保护引领区”和“生态保护特区”，可以不考核GDP。只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就能脱贫致富。

2017年6月6日，江苏省响水县兴南村村民罗会兵在大棚内采摘羊角酥 杨磊/摄

扶贫常态化 持续补短板

扶贫工作不仅涉及经济全局，而且事关政治大局，必须置于现实工作的重要地位，并着眼未来，长期坚持和完善。这是江苏各地扶贫工作者探索缓解相对贫困规律得出的共识。

长期扶贫是补短板的制度化

 

泗洪县委副大大、省委帮扶工作队队长赵正驰说，经过一年多的扶贫工作实践，他认识到，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扶贫应该长期坚持，它是“补短板”理念的制度化。

赵正驰认为，江苏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扶贫工作方法：

首先，把农户基本情况摸准，了解乡村的自然状况、区位特点、群众意愿、生产传统，还有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情况、致贫原因，有无能力配合救助，等等；

其次，要结合这些特点区别施策，将没有自救能力的纳入低保，对有能力的则帮助解决就业渠道，激发其靠劳动脱贫致富的斗志。

省委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胥爱贵说，持续扶贫，对领导干部有一种“清醒剂”的作用，可以迫使各级领导干部面对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超前行为”。

2013年，苏南地区曾有几个发达的县级市打算宣布“基本实现现代化”，后来被省委阻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贫困问题，担心引起群众反感。与其急于宣布“现代化”，不如把“全面小康”做得更扎实一些。

去年，新一届江苏省委提出了“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与“补短板”意识带来的稳健政风有关。

江苏省扶贫开发研究所所长肖宜滨说，将来扶贫方式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细化：

一是把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结合起来；

二是从政府扶贫向社会扶贫延伸；

三是从较多的无偿资金帮扶向金融信贷支持拓展。不论如何改变，扶贫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扶贫是社会矛盾的调节阀

 

“穷则饥，饿则吵”，这句滨海一带的俗话，过去经常被用来形容木楼村。这个由3个穷村合并的大穷村2001年刚成立时欠了近200万元的债，原先3个村的人彼此不团结，被称为“上访专业村”。

从2011年起，在扶贫开发支持下，靠“公司+农户”方式发展优质蔬菜，人均收入每年增加上千元，现已达1.4万多元，没人上访了。

190多万人的沭阳是江苏第一人口大县，20年前还是一个官民矛盾突出的贫困县，近年兴起的电子商务却让人彻底转变了对沭阳人的偏见。

该县25万人从事“互联网＋花木”产业，10万人从事“互联网＋图书”产业，成了江苏淘宝镇、淘宝村最多的县。

20年间，沭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苏北县级倒数第一跃升至首位，连续5年跻身全国百强县。

41岁的方威曾在南京当律师，现在辞职回到家乡沭阳县新河镇当起了花卉电商。他的年收入从50万元增至150万元，又带动本村35人就业。

该镇党委委员窦祥楼自豪地对半月谈记者说：“我们镇基本上没有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搞电商，跑去外面的青壮年都回来了。家庭和谐多了！”

 

扶贫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经考核认定，上述同志均已完成扶贫挂钩任务。”——今年6月15日，在中共宿迁市委组织部“宿迁组工”网站上发布了一则“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

扶贫，已经成为江苏省多年来培养锻炼领导干部的重要手段。

从1992年起，以省委名义连续向挂钩县派驻扶贫工作队，队员大都是经过选拔的培养对象，仅省级层面就累计派驻了6210名。工作队长兼任当地县委副大大，主抓扶贫工作。后来，又派队员兼任集体经济薄弱村“第一大大”。

“我原来以为福利院院长够难当了，没想到和‘第一大大’相比要轻松得多。村里的工作比福利院繁琐10倍，兴办集体经济项目，不仅要找投资老板，还要与政府部门、相关企业反复协调，且还有时间限制。”

原常州溧阳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潘学琪对记者说，“扶贫，对我考虑问题的全面性、协调能力、个人修养的提升是全方位的。”

“我们最初是从经济目的开始进行扶贫，但它在政治上的收获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胥爱贵感慨地说。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第8期，《砥砺奋进的五年 江苏扶贫的长久之计》

记者：李灿 朱旭东

主编：孙爱东

编辑：魏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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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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