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军依仗海陆空优势火力，叫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谢继民表示，当时在中国军队中存在关于中国与日本开战会不会赢的争论，“但是父亲一直秉持‘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惜死’，始终认为只要抱定决心，中国就不会亡”。在接到在四行仓库断后掩护的命令后，谢晋元与一营长杨瑞符集合部队作简短动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行仓库这个上海唯一属于中国军队守卫的国土，第一营已是离开大部队的一支孤军。公共租界英军见到谢晋元率部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境，多次婉劝卸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他们人身安全。对此，谢晋元坚决予以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责任。”从猛烈的枪炮声中，中国民众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和附近高楼上观战和助威。当时上海《申报》刊登一篇特写：“朝曦初上，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

　　“父亲在信中表示一心为国杀敌，履行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职责，为国不能顾家。但又始终放心不下年迈的父母，幼小的子女，只能把一切重担，都托付给母亲。只有这样，他才能安心杀敌，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谢继民说。

　　陈鹤琴与报童小学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每当听到这首《卖报歌》，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陈一心总会想起自己的父亲陈鹤琴。在抗战时期，陈鹤琴和赵朴初、刘湛恩在上海办难民教育和难童教育，当时被并称为“难民教育三君子”。

　　陈一心回忆，1938年初，父亲陈鹤琴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赵朴初、陈望道、陈选善、韦悫任委员，朱启銮为教育组组长，并聘请朱启銮、周克、丁瑜、杨昌镛、吴宝龄等5人组成巡视组，指导各收容所难民教育，扩大了难民教育的合法权力。

　　抗战爆发后，陈鹤琴发起组织“儿童保育会”，被推选为理事长，办报童学校。当时报童仍住在收容所，他们在街头卖报认识了街头许多苦孩子，于是把这些苦孩子组织起来，进行学习。1938年春，报童学校如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办了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陈鹤琴因地制宜，分点设校，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吸收了3000多名报童。报童学校学生中有一些人，后来参加了新四军。

　　“抗战时期父亲在上海办难民教育不仅注重教育和培养难民的谋生本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陈一心介绍，在中共地下组织推动下，由陈鹤琴为首发起组织了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全市各区办起11所夜校，吸收工人、失学青年和家庭妇女，成为一支活跃在“孤岛”上的文化战斗队伍。

　　抗战中的国际友人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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