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乙：每个艺术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原点

　　许望

　　本报记者 许望 上海报道

　　很少有人能把一件事坚持做三十年，当代艺术家丁乙是其中一位。在5月19日即将于伦敦泰勒画廊开幕的个展中，丁乙带去的仍是其最新创作的十示系列作品，而这一系列从1988年算起，已经创作了二十九年。

　　泰勒画廊呈现的七张作品中四张是绿色调，三张是红色调，从半浮雕到慢慢发散，从沉静到强烈的爆发力，各自独立的作品呈现出渐进的序列，在画廊方正的空间内呼应。在这些一眼难于理解的抽象画作背后，是丁乙近三十年的创作积淀。

　　1949年后的美术教育视野还不够开阔，直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西方当代艺术随之引进，加速了年轻一代的思考，当代艺术也由此在中国萌芽，那也正是丁乙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求学的年代。“那时我看到了美术史的案例，看到了曾经呈现过的东西，我意识到必须要找一条新的路，这条路区别于西方已经走过一百年的现代主义道路，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

　　当时的中国没有纯粹的抽象艺术，更没有理性的抽象艺术，在丁乙1988年第一次用十示这样的名称和符号创作时，实际上是发出了自己的宣言，告诉世界，他从此以后要做一个理性的抽象艺术家，形式主义的抽象艺术家，做一个研究艺术本体的实验者，抽离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态。“每个人都有辨识的经验，这些经验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现实连接在一起。我用十示做题目，就是为了切断和观众之间的这种意象或经验的连接。”

　　最开始丁乙选择了一种非常理性，甚至冷漠的方式进行创作。他用尺和直线笔绘制出作品，用以区分当时主流的绘画艺术。“我甚至想做出不是人画的而是机器画出来的效果，我当时非常明确地要把艺术做得不像艺术。”

　　尽管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不太认可，认为丁乙的作品不像艺术，甚至惋惜丁乙走错了方向，但丁乙自己内心是坚定的。在阅读了多本现代艺术史书籍，看到了西方当代艺术百年进程后，他坚定地认为在进程的任何一端重新开始工作都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角度来创作。

　　最初丁乙执着于十示的精确性，将画铺在两条凳子上，俯身一笔笔勾勒，但这样的创作方式对健康的折耗很大。“几年下来腰就受不住了。”丁乙回忆道。于是他开始用更“口语化”的方式来创作，画面中仍然有块状重复单元的结构，但笔触更加随意了。

　　1998年是十示系列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丁乙买了郊区的房子，工作室也在一起，于是他成天在工作室画画，也不太出门。那一年的上海双年展以水墨为主题，艺术评论家郑胜天告诉丁乙，他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发展变化的巨大能量，为什么艺术家们的作品却都是文文气气的没有去表现城市的变化？郑胜天说，1930年代的巴黎和当时的上海很像，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黎的艺术家们马上紧跟时代反映了城市的变迁。这番话一下子击中了丁乙。他租了苏州河边的工作室，从郊区出来，全身心地感受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而这些感受也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体现。“那时有了亮灯计划，像回到了旧上海，晚上仍然是不夜城。” 尽管丁乙的作品没有直接描摹出每条街道的样子，但他的画明显地变了。原来超平面的画开始有了空间立体感和光感，透视感越来越强，荧光色的加入也带来更强烈的观感冲击。

　　丁乙对色彩是有偏爱的，在长达12年的“荧光色时期”后，他曾经想要回归原点，并且创作了很多黑白灰的作品，但现在，那些鲜亮的色彩又回到了他的画布和木板上，用丁乙的话来说，实在是“憋不住”啊！

　　一年半前辞去做了二十多年的教职后，丁乙想的不是休息，而是自己终于有了完全可以控制的时间。他早上十点多到工作室，晚上十一点才离开，到家吃完晚饭后已经十二点，还要再画会儿小的纸上作品再休息。“有规律总是好的。”丁乙非常淡然地说，仿佛绘画本就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

　　《21世纪》：坚持自己的创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是如何有这样的耐心和决心的？

　　丁乙：我1993年就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但是我始终是边缘化的艺术家。国际巡回展览一年后寄来剪报，很奇怪的是剪报里没有我。那时候一些媒体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做了封面，但没有我的。我的创作受众比较小，有人会觉得这不是看中国的合适窗口。

　　但这些事也帮助了我的创作，我看到这些寄回来的剪报里没有我时，就知道西方媒体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艺术的。我明白自己要更有耐力，我不是一个明星式的艺术家。我要耐得住，慢慢来。

　　《21世纪》：十示作为一个基本的单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丁乙：以前和现在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以前是要强调十示的无意义，当时的艺术都是意向的表达，要有指向，十示这个符号就切断了这种表达。现在我把十示看作一种笔触，我不会再讲白色或者红色的十示代表了什么，而是说这张整体的画代表了什么。

　　《21世纪》：很多画家在画了很久之后，会选择尝试一下新媒体艺术，你对于新媒体艺术持怎样的态度？

　　丁乙：我觉得新媒体艺术当然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很多东西。我有一个老朋友旅法华人艺术家杜震君，他1980年代去巴黎，1990年代后期投入多媒体的创作潮流中。我曾经引进了他在中国的第一个展览，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还没有这种东西。但现在我去问他，他会说，新媒体艺术有很多问题。技术的变迁非常快，很容易被淘汰，而且也养不活自己，很多大的想法都不能实现，没有机遇实现。

　　所以如果宏观地来看待，新媒体对社会是有促进和影响力的。但是它的持续性和能够走向未来的途径不是那么灿烂的，到达终点的方式也不那么可控。

　　《21世纪》：现在很多年轻人做新媒体艺术，绘画一定程度被冷落了，你怎么看这件事？

　　丁乙：这在很早之前就开始了，西方自1970年代安迪·沃霍尔开始，市场就对绘画兴趣减弱。我觉得每个艺术家需要找到自己的原点。我自己经历了创作的三十年，会有很多感悟，这种感悟来自于自己的内心，是经历过后真实的东西。什么是适合你的，让你坚持下去的？是内心而不是外界的东西。我这样站着画一天是很舒服的，不厌烦的，是有激情的。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不会，这是因人而异的。对我来说,绘画是直接的媒介，让观众感受到一瞬间的魅力。今天我已经对绘画和绘画的语言都有一种认识。你必须呕心沥血，自己沉浸在里面才能让人家沉浸。你如果想要偷懒草率，你的观众能感受到。新媒体艺术可以用声光电不断地刺激你，而绘画是一种更加慢的媒介，挂在美术馆里，慢慢散发魅力。卢浮宫里大师们的作品到今天都是永恒的美，一个是表达了时代气息，另一个是作品的张力超越时代，让人们不断地接受信息。我记得1980年代毕加索的原作来上海展览，我看着他的作品感觉脚底是震颤的，我感受到了作品里的震撼。

　　能够感动人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影像还是别的。今天的绘画越来越好玩，瞬间的好玩，但作为艺术家应当是有态度的，不为一时的潮流影响，应该想的是未来。我觉得感动人的追求是不会有错的。(编辑 董明洁 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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