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身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可谓是借鉴了之前历朝历代的得失，因此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

何为君权高度集中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疑问，古代皇帝不是生杀予夺言出法随的吗，不都是大权独揽的吗，为什么清朝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呢？

其实以大历史纵向来看，历朝历代是一个君权逐渐集中的过程，皇帝也并非是大权在握的，皇帝也是需要面对文臣、武将、藩王、后宫、外戚、宦官等威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改朝换代出现呢。

而君权如何集中呢，一是在于皇帝个人，诸如像秦皇汉武这种雄才大略之主，自然是大权独揽，但弊端很明显，就是不可能代代出现雄主，如果遇上能力不强的皇帝，那么大权旁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二是通过制度上集中君权，诸如明朝的军队不只是武将管理，文臣也可以参赞军务，太监更是可以通过镇守和监军等方式来管理军队，这样形成三方互相牵制，皇帝大权独揽的情况，在制度多方限制不稳定的因素，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即使王朝出现平庸之主，最起码不至于大权旁落。

清朝能被称之为君权高度集中的朝代，就是因为他在制度上很是完善。那么清朝在制度上有哪些亮点呢，那么今天宋安之就以雍正帝的奏折制度来说说。

奏折制在清朝入关之初就存在了，属于是私人性质的文书。

一般来说，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向天子汇报地方情况，有两种方式，一是题本，也就是公开的文书；二是奏折，带有私人性质的文书。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看看二者之间的传达方式就知道了，总督和巡抚写好题本以后，需要在题本上盖上官印，然后通过驿传送往北京，之后经过通政司再送往内阁。

内阁留下副本以后，将正本送于皇帝手中，然后是皇帝召见内阁大学士入宫，一边听取他们的意见，一边决定如何处理，来裁定地方上的各种事情。

而私人性质的奏折呢，诸如逢年过节对皇帝的问候等，属于是“请安折”。机密事件的汇报，属于是“奏事折”。

奏折是不通过任何朝廷机构的，也就是说没有让官员知晓的渠道，直接通过特殊渠道呈于皇帝御前，由皇帝亲启观看。

说白了奏折这种私人性质的文书，是总督巡抚这些封疆大吏跳过朝廷机构和官员，直接与皇帝交流的渠道，可以说一些机密之事，可以打打小报告。

到了雍正登基以后，内有宗室诸王的不服，甚至传出他篡位的谣言，外有满汉官员之争，几有朋党之势，可谓是内忧外患，于是开始了一系列集权行为。

大家最熟悉的雍正集权行为，莫过于成立军机处，其实雍正除了成立军机处，还采取了很多高明的方法，比如说扩大官员可以上奏折的范围。

雍正帝为什么要将上奏折的范围扩大呢，自然是为了防止朋党再现，毕竟明朝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明朝为什么亡国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争。

明朝的朋党，始于万历年间，当时诸党并立，东林党、楚党、浙党等是互相排挤，朝廷的精英因为党争而互相倾轧，做事不看对错，只看对方的党派立场，搞得大敌当前，自己内部还斗个你死我活，后来东林党一家独大以后，天启帝又抬出魏忠贤以阉党制衡，更是搞得明庭内部乌烟瘴气的。

明朝亡国之时，东林党所谓的忠臣也多是纷纷毫无骨气的先降大顺又降清朝，可谓是一大笑话。

有明朝这个前车之鉴，清朝的皇帝对于朋党自然很是反感，雍正帝自然也不例外，而且还是格外的憎恨官员勾结在一起。

因为雍正帝很明白，如果官员勾搭在一起官官相护，并且事事蒙蔽皇帝，那么皇帝不只是对于地方的掌控不到位，更是会脱离百姓基层，到时候天子的权力会落入官员手中，谈何大权独揽呢，甚至都要大权旁落。

对此雍正的方法很高明，本来上奏折只是总督和巡抚的特权，但雍正帝继位以后，不仅是总督和巡抚，就连下面的布政司、按察司、提督、总兵，甚至道员、知府都可以向皇帝上奏折，粗略估计来看，雍正帝这样扩大范围，全国各地有权上奏折的官员怎么说也有上千名。

一般情况下，作为地方官赴任的知府以上的官员首先被召入宫中面见皇帝，然后聆听训谕。这时候雍正帝就会表示亲近的特许其以后可以向天子呈递私人性质的奏折，还赐予四个称之为“折匣”的信箱。

这种信箱长八寸八分，宽四寸四分，高一寸五分，外涂黄漆，内裱黄绫，可以上锁，钥匙有两把，一把由官员所拿，一把自然在雍正帝手中，其保密性之强可见一斑。

雍正帝这般做，说白了纵容下面各级官员来通过这种方式打小报告，而且虽然是扩大范围，但往往是以示亲近信任的交待官员朕相信你，给予你上奏折的特权好好干吧，有什么事随时汇报，这样一来，官员对雍正自然是感恩戴德，而同时这些上奏折的官员彼此往往不知道对方也拥有上奏折的特权，形成互相监视的情况。

一般来说朝廷到地方基层，依次是总督、巡抚、布政司和按察司两司、道员、知府、知州、知县，朝廷的命令是按这个顺序依次传达，而地方基层的事情则是以这个顺序逆向传达，最后经由总督和巡抚之手上报于朝廷，由此可见总督和巡抚的权力之大，如果以他们为首的地方官僚体系固定下来，并且形成朋党，那么皇帝面对的不只是朋党威胁，还有地方分离的倾向。

但雍正帝扩大官员上奏折的范围，无疑是避免了这种情况，首先这些官员可以充当雍正帝的耳目，他们往往不再受限于品级的压制，不再属于总督和巡抚等官员的属官，而是直属于天子，使雍正帝可以更加了解当地情况，还可以通过这些奏折对比，来看看哪里有问题，来看看到底谁欺上瞒下了。

这样一来，地方的情况不只是只靠总督和巡抚上报，而是大部分官员都有权上奏，这样一来，官员基本上人人都是耳目，想要结成朋党，就是近乎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雍正通过这个方法，更是大大的加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做到真正的集权，可谓是一举两得。也难怪有些学者认为雍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独裁君主，因为他的集权范围之广，对于地方的控制，可是之前历朝历代皇帝所达不到的。

由此可见雍正的帝王心术之高明，这位皇帝能在康雍乾盛世中承上启下，还是有两把刷子的，难怪在今天评价很不错。

最后再说说雍正皇帝任性的一面。

雍正皇帝这个人，在历史上比较薄情寡义，但更是凸显出他的人性化的一面，那便是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控制不住的缺点。

这位皇帝对于朋党很是厌恶，甚至专门与几百年之前的宋朝欧阳修较劲。欧阳修曾经写过一篇《朋党论》，认为”小人因利禄而结为朋党，因此不能长存，而君子集同道之人为朋党，故团结一致”。说白了就是从朋党的积极一面出发，来歌颂朋党的好处。

但雍正帝为了打压朋党，所以开始借题发挥，特意在雍正二年七月作《御制朋党论》，颁布给诸王大臣，一一反驳欧阳修，贬斥欧阳修的说法为歪理邪说。

雍正帝认为欧阳修所谓的“道”归根结底就是小人之道，此论一出，小人愈发肆无忌惮，借同道之名结为朋党。君子无朋，唯小人则有之。甚至说道“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也就是说欧阳修如果活在当时，雍正帝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雍正帝为何要小孩心性的跟几百年前古人欧阳修过不去，甚至专门写文章反驳，还说出若是欧阳修与他同一时代，一定要教训他的话呢，说白了其实是要下面大臣引以为戒，不要结党营私，不然会严惩的。

由此可见雍正帝有时候看似任性之举，其实也是大有深意的，古人的智慧还是很高明的，什么叫读史明志呢，我想这就是读史明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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