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是中国古代不少朝代中的最高学府，在国子监就读的生员，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自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开始，在大多数朝代，“大学生”都很受人尊重，所享受的待遇也很不错。不过，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近日读了不少相关的史书，我发现明代的“大学生”并不是幸福的“天之骄子”，他们时时处于危险之中，稍有不慎，就会被责打、流放，甚至杀头。他们提着脑袋上课，过一会儿就得摸摸头，看看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来形容明朝“大学生”的生活，再贴切不过了。

明朝的国子监，设有祭酒（大学校长）、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监丞等教职员岗位，这些官员都是朝廷任命的，权力非常大。值得注意的是，学校的办公处（绳愆厅）备有红凳、刑具（竹篦），还配有两名皂隶，皂隶就是行刑人，是专门负责对学生动刑的。凡有学生违反了校规校纪，便会被按在凳子上，用竹篦痛打。也就是说，教职员对学生不但有处罚权，还有刑讯权，国子监不仅是学校，还是法庭、刑场，这真是够恐怖的。学校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从学习内容到生活细节，面面俱到、无所不包，无论违反了哪一项，都要受到相应的责罚。在学习内容方面，学校规定学生每天写一幅字；每三天背诵《大诰》一百字、“五经”一百字、“四书”一百字；每月写六篇作文……如果完不成任务，就要被痛打。生活方面，学生如果有事请假回家，得向皇帝请假（学校没有批准休假这个权力），皇帝批准了以后，才能回家。

学校还制定了许多监规，五花八门，囊括了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共有五十六款之多，诸如：学生课业方面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师请教，老师在解答的时候，学生必须跪在地上听；学生如果对学校的一些事或学校里的某个人有看法，谈论一下都是不可以的，更不允许批评；饭菜的好坏也不允许议论，让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随便穿衣服也不行，只能按规定穿校服；不准结社，几个人凑在一起成立个协会什么的，这是不允许的；学生只能在自己的班级里活动，如果到外班去活动，也要挨打，想串联，没门儿；出入校门，要出示事先发放的腰牌，没有腰牌，不准出入；擅自外出游荡，打；没病装病，打；大声喧哗，打；点名时没到，打；把宿舍借给他人住，打；夜里唱歌、喝酒，打……只要稍微犯了规，就打、打、打！

除了这些规定外，还有两项更加严厉的罪名，即“毁辱师长”和“生事告讦”，定罪的依据非常宽泛，凡是不服从管理的、对教职员工不满的，哪怕只是对教职员工言语上有冒犯的，都可以被认定为“毁辱师长”；凡是不遵守监规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提建议的，都可以被认定是“生事告讦”。学生犯了错误，不进行批评教育，上来就打，这已经很可怕了。然而，还有更可怕的处罚，那就是发配充军：“敢有‘毁辱师长’及‘生事告讦’者，即系干名犯义，有伤风化，定将犯人杖一百，发云南地面充军。”还有比充军更严厉的处罚吗？有！把违反规定的学生关进屋子里，不给饭吃，甚至活活饿死；逼迫犯了条款的学生自杀，或者干脆拉出去杀掉，或者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洪武二十七年，有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因为受不了虐待，就在墙上贴“大字报”以示抗议。按照条例，赵麟的行为应该是被杖责后充军云南，但朱元璋担心处罚轻了，以后还会有学生反抗，便决定拿赵麟开刀，杀一儆百。朱元璋下令杀了赵麟，并把赵的脑袋挂在一根长杆子上，将长杆立在学校门前，枭首示众！

朱元璋之所以对学生如此凶残，原因有三：一、朱元璋认为学生应该对自己感恩，是自己经过多年的战争，才为学生们换来今天的安定生活，所以，他不允许学生在思想上对自己有丝毫的不满；二、通过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对学生进行心理上的震慑，让学生在恐惧中变成听话的“绵羊”，把他们打造成绝对服从长官意志、没有思想、没有个性、只有奴性的官僚，以此来保证朱明江山的千秋永固；三、由其残暴本性决定的。

经过如此这般的震慑，“大学生”果然都成了只知读书的“绵羊”，没有任何创造力，诚如宋濂所形容的那样：“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这样的大学，令人毛骨悚然，诚如明史专家吴晗所言：“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说是集中营、是刑场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