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和农民起义，但是，除了这些原因，致使唐朝灭亡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便是——“兵变”。

据《资治通鉴》记载，从公元755年的安禄山叛乱，到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为止，在这150多年之间，发生的兵变竟然有100多次，相当于平均每年都发生过兵变。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桂林兵变”，便是打响军人哗变的第一战。兵变，成为了唐朝后期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朝后期频发兵变呢？我总结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01 士卒远戍不归

唐朝初年，实行的是府兵制，刚开始的时候，军队的调防制度还十分健全，有规矩可循。但是到了唐玄宗时期，随着均田制度的废止，府兵制也渐渐废弛。

因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国力虚弱，兵力不足，致使那些守戍在边镇的士兵无法按时“更戍”，甚至“久戍不归”。

懿宗咸通四年（863年），南诏国攻打安南（今越南河内），朝廷便派徐、泗（今江苏徐州、宿迁）地区节度使“孟球”，在当地募集了2000人兵马进行增援。战斗胜利以后，留下了800士兵继续留守桂州（今广西桂林），守卫边境。

期间，朝廷曾与800士兵约定3年一换岗，可是，过了六年，朝廷仍不许他们回家。当时，“崔彦曾”任徐泗地区的观察使、武宁军节度使。

崔彦曾身边有两位亲信，叫“尹戡”和“徐行俭”。他们二人平时为人贪婪、狡诈、猥琐，又不体恤士兵，所以士兵们都十分怨恨他们。

崔彦曾听从了尹戡的点子，以“军帑匮乏，难以发兵”为理由，要士兵们再留守桂林一年。

士兵们在这南蛮之地已经守戍六年之久，他们忍受着瘴疠、战争之苦。寂寞的军旅生涯，使他们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儿老母。可一句朝廷没钱，岂能断绝将士们的归家之心？

接到家书的800名士兵愤怒了，他们杀了都头王仲甫，重新推举了粮草官“庞勋”为主，一路杀回徐州。

“桂林兵变”又称“庞勋起义”，他们以800名守戍军人掀起了哗变之风，然后一路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和追随。到最后，庞勋竟然拥有了十万兵马，足见此时的唐朝已经是腐朽不堪、民不聊生，才使“兵变队伍”得到了众多老百姓的支持。

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这次桂林戍卒起兵，还是狠狠地打击了唐朝末年腐朽的封建统治，掀开了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02 骄兵悍将自拥将帅

熟悉唐朝历史的都知道，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玄宗以后，朝廷为了缓和与各地方之间的矛盾，一直对那些藩镇势力采取姑息的政策。

这些藩镇节度使，雄踞一方。不仅掌管着当地军事力量，还兼管着辖区内的行政、财政、土地等大权。

这种姑息的政策，最终必然会导致“兵骄”。《旧唐书》中记载：“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稽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

唐朝时期的节度使是独镇一方的将帅，他们出镇便赐双旌双节，是掌握地方边境军政大权的一把手。

自古“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各藩镇为了自身的利益，挑选强壮的士兵为亲兵，称为“牙兵”。这些牙兵们骄横凶戾，强悍无比，变易主帅如同儿戏。

而天子也因无力制约，只能忍耻含垢，听之任之。一时间，“士卒自拥将帅，父死子继，不纳朝廷诏令”，已是各节度使的常态。

贞元八年（792年），宣武（今河南）节度使“刘玄佐”病逝，他手下的将领密不发丧，过了好几天朝廷才听到消息。

唐德宗便命令陕虢(今河南省与陕西之间)的观察使“吴凑”，去宣武镇代替刘玄佐任节度使，可是刘玄佐的亲兵们早已自拥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为“留后”，拒绝吴凑入城。

刘士宁也趁此机会大力奖赏将士们，并向朝廷请封节度使，事已至此，德宗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只得认同。

也正因为军队将帅多变，这些节度使们只能加重老百姓的赋税，用剥削来的财物大力奖赏手下的将士，以此笼络人心。而农民则不堪重负，为后来的农民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3 士卒遭遇不平等待遇

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当权，驻京师的禁军们为了得到节度使的职位，就必须以大量财物去贿赂宦官。得到藩镇职位以后，他们便开始大肆狂敛财物，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以挽回贿赂所花费的损失。

在唐朝后期的军队里，待遇最高的就是“神策军”。他们所得的军饷超过了其他兵种的3倍之多。后期这些神策军们大多已是士家纨绔子弟，他们光领军饷，不服兵役，整日花天酒地。

而那些待遇最低的士兵，却常常要戍守边镇，只能维持自己的温饱，就连妻子儿女们的基本生活都无法供养。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些士卒们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聚众兵变的也时有发生了。其中因待遇不好而导致的最典型的兵变事例便是“泾原兵变”。

建中四年（782年），李希烈拥兵叛逆，自称为“天下都元帅”、“建兴王”，唐德宗下令急调泾原兵马5000多人去襄城讨贼。

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便率领士兵奔赴长安。泾原的士兵们冒着雨寒，携带众多家族弟子，抵达了长安城，都十分渴望这次出征能得到朝廷的重赏。

德宗下诏，命令京兆尹“王翃”犒赏军队，可是，京兆尹王翃却只给士兵们赏赐了一些粗茶淡饭。

士兵们十分愤怒，扬旗击鼓呐喊道：“我们离开了父母妻儿老小，即将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可是吃不饱，又怎么能以草命去对抗白刃呢？”

德宗准备拿来赏赐的二十匹布帛还没到，泾原的士兵们就已经斩断城门，发起兵变。当天德宗皇帝便仓皇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

此次泾原哗变，看起来只是一场因赏赐不公而引发的小小兵变，但是到最后却引发了接下来德宗皇帝的“奉天之难”。

此次事件，也成为了晚唐败落的标志事件之一。

04 军将们争权势报私仇

自安史之乱以后，先别说著名的河朔三镇拥兵自重，就连在内地长安附近拥兵自重、嚣张跋扈的也为数不少。

比如唐朝同华节度使，藩镇割据时代最早的军阀之一——周智光，他虽出身卑微，但因其时常建立战功，为朝廷立下了许多的汗马功劳，十分受唐代宗李豫的恩宠，渐渐便有些狂妄自大。

唐代宗曾下诏升任周智光为左仆射的职位，周智光接受诏令时谩骂道：“我周智光对朝廷有特大功劳，以给平章事而给仆射的职位！况且同州、华州地方太狭小，根本不足以施展我的才能。”

并且还嚣张地说道：“这里距长安一百八十里地，我晚上睡觉不敢伸展双足，因为害怕踏破长安城。”这么嚣张的气焰朝廷居然也忍了。

正是因为朝廷的无能和一味的姑息，使一些将领们便也开始觊觎节度使这一职务。因“节度使”一职，是那时军人们终其一生的梦想。他们为了获得这一权势，不惜频频发起兵变，杀节度使取而代之。

而这类以杀节度使取而代之的兵变，又以淮西镇的夺权之事最为明显。

大历十四年（779年），李希烈发动兵变，逐走李忠臣。

贞元二年（786年），陈仙奇毒死了李希烈，归顺了朝廷。

同一年，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节度使，重新割据。

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病死，吴少阳又杀吴少诚的儿子自为节度使。

这些将领以兵变为工具，夺取权力，而朝廷也无力讨伐，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发一纸诏令任命了事。

直到元和十年（815年），宰相裴度亲自领兵平淮西；元和十三年（817年），李愬雪夜入蔡州，擒杀了吴少阳的儿子吴元济，才使淮西镇重新归服朝廷的管制。

兵变，是唐朝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标志，军队出现的“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混乱局面，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战争的残酷，也使社会动荡不安，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据《旧唐书》记载，乾符二年（875年），“高骈”对成都兵变的血腥镇压：“使人掩捕之，围其家，跳墙坏户而入，老幼孕病悉数杀之，婴儿或投于阶，或击于柱，流血成渠，号哭震天，死者数千人，夜以车载尸，投之于江。”

这些场景惨不忍睹，致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逼迫为寇。乾符五年（878年），黄巢发起民变，他是王仙芝起义的后续，也是唐末民变中历时最久，遍及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

黄巢起义，转战了唐朝的半壁江山，直接导致了晚唐国力大衰。一时间，长安城内“满城尽带黄金甲，天街踏尽公卿骨！”

所以，《新唐书》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参考资料：孟宪军《唐朝兵变述论》

樊晓红《简论唐朝后期兵变》

戴显群《唐代桂州戍卒起兵的性质》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