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雨

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并非全国统一划线，而是按户口分省录取。此举其实由来已久，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东汉的孝廉制度。

举孝廉是汉代的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武帝于公元前134年设置。东汉时期，鉴于各郡国人口不等而名额相同所造成的不公平，汉和帝实行了以人口为标准的举孝廉：人口满二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满四十万每年举孝廉两人，以此推之；人口不满二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人口不满十万，每三年举孝廉一人。101年，汉和帝又颁布优惠边郡少数民族的政策：人口满十万每年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每两年举孝廉一人，五万以下每三年举孝廉一人。

隋文帝开创科举制度后，科考取士逐渐成了历朝历代官员选拔的主要方式。然而，历经1300年的科举取士，却发生了几次“按考分录取”和“分地域录取”的大辩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和洛阳，南方当时属蛮夷之地，尚未出现“南北之争”。史料载，西北地区进士及第和担任宰相的人数远远高于东南地区。在唐朝357名宰相中，生于北方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及陇右道的高达326人，占91.3%，而出生于江南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的仅为31名，占8.7%；唐朝进士开科264次，进士及第不到7000人。按现代行政区划，唐代进士人数最多的10个省，福建、浙江、江西排名最末三位。这也许跟“安史之乱”、经济重心南移促进文化发展有关，这为宋代伊始的“南方士子”科考大出风头埋下伏笔。

《宋史·选举志》载，两宋立国320年，共进行科举考试118次、制举22次，进士及诸科登第人数6万。赵匡胤创立宋朝伊始，就将“重文教，轻武事”定为国策，科考不断扩招。北宋初，发生了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的欧阳修关于“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和“凭才取人”的著名争论，最终司马光取得了在科考录取上南北之争的胜利。尽管北宋科举制度偏向北方人，可南方士子在考场上依然大放异彩。有学者考证，北宋进士及第达9630人，南方诸路为9164人，占95.2%；北方诸路仅466人。而南方又以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安徽及第人数为最，达7038人。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韩愈、柳宗元两位是北方人之外，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是江西人，“三苏”是四川人，都是南方人。

元朝统治者将人分为四等，科举采取种族与地域配额相结合的办法选才，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南人（宋朝境内的汉族、壮族、苗族等）各75人，且蒙古、色目只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必须考完3场；共录取100人，各取25人。元朝共进行16次科举考试，进士及第1139人，设“左右榜”，其中“右榜”为大，且上榜者均为蒙古或色目士子。

1397年，明朝第一次科考即发生所谓“南北榜舞弊案”（录取的51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后，明代科举考试便逐渐采取旨在平衡地方差异的“南北卷制度”，但南方诸省（尤其是东南地区）的考生却顽强地于制度缝隙间杀出一条血路。明代共取进士89科，约录取进士24590人，而浙江、江苏（含安徽淮河以南地区）、江西、福建的士子人数分列全国总榜的前四位。清朝延续了明代科考“分省录取”制度，清代“辛卯科场案”发生后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一年），清朝科举考试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分省定额录取”，甘肃、河北、青海等西北地区迎来科考的春天。这样一来，整个清朝，江苏、浙江登第士子的人数虽仍居全国总榜冠亚军，但甘肃也一改从前科考“零人数”，也出了225名进士。事实证明，明清实施“分省录取”的科举国策，不仅未削弱江浙等地的教育竞争力和实力，还促进了西北地区文化教育和科举事业的发展。

作为古代“抡才大典”，科举制度不仅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从政的精英人才，科考成绩也成为古代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客观指标。而“分省录取”可以通过区域配额控制各地区之间考中人数的悬殊差异，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文化教育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古人探索“分省录取”的科举制度，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