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国的干支纪年中是“甲申年”。这一年，是明朝的崇祯十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也是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

同年三月，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最终在煤山自尽，标志着明王朝已经覆灭，李自成带领军队进入了北京。

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着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

而此时的清军也趁机派遣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关内的大顺政权与关外的清政权就成了隔关相峙的局面。

而那些明朝的官员们，他们见明朝大势已去，所以在政治态度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纷纷投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因为，当时的清政权毕竟还是一个地处辽东偏远地区、风俗、语言都与中原有所不同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新政权。

既然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当时已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可为什么最后却被清政府坐收了渔翁之利？

01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失误

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

同年的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带领农民军进入北京，明朝军队不攻自破，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顺政权推翻了存在了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

新的政权，李自成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其实有两个：

一，此时的辽东，刚刚兴起的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政权，已经有了争夺天下的趋势，当务之急应该要加强对辽东清政权的防务。

二，在汉族的文武官员倒向自己的情况下，应当要合理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取得他们的支持，稳定内部政治和经济上的团结。

占领北京以后，李自成曾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然而，李自成的队伍本就是农民出身。起义以前，他们一直受着官府污吏的迫害，所以，心里都十分憎恨那些官府和豪强们。

而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的领导人，也一直是站在农民的利益上来考虑问题的。

他们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实行三年免赋税，同时，又以没收明朝那些藩王的家产，对那些官绅们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来解决军队和政权的经费。

因此，从那年的三月二十七日开始，这些农民军便以“追赃助饷”的名义，开始四处抢杀掠夺。

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道科吏部五万或三万；翰林三万或二万，部属以下则各以千计。”

在李自成的队伍中有一位陕西铁匠，叫“刘宗敏”。他从小出身贫寒，父亲因被官府逼租而自缢。他的母亲只好带着他四处乞讨为生。不久，他的母亲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饿死了。

刘宗敏后来被他的叔父养大，成为了一名手艺高超、远近闻名的铁匠师傅。当李自成率农民军到达陕西蓝田时，刘宗敏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李自成 的起义部队当中，并很快成为了李自成手下一名得力的干将，被封为汝侯，号称“权将军”。

刘宗敏在主持对明朝官吏进行“拷掠索饷”时，手段毒辣，还命人特别赶制了五千副夹棍，用来逼迫官吏们交钱。

这些夹棍上有棱，有铁钉，只要被夹过，手足俱碎。这样刘宗敏还觉得力度不够。他叫人在门口立了两根柱子，专门用做凌迟用的，如果不交钱，就得承受这“千刀万剐”之刑。可见他当时是多么地仇恨明朝那些腐败的官绅富豪们。

先不说在追赃助饷当中波及的无辜老百姓。但是，由于对当地官绅们的大批屠杀和迫害，已经把倒向自己的官绅地主推回到了敌对地位。

早在明末时期，辽东的满族的军事力量已日益崛起，成为了明王朝时期十分棘手的问题。李自成的大顺政权领导人，却并没有意识到在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以后，下一步应该做好是：对内稳定内部团结，对外打击清军的策略。

当李自成发现了这个决策的错误性，可惜已经迟了，也无法控制这种局面了。最终导致了后来各军阀的倒戈，也导致了起义队伍的失败。

02 吴三桂变节投清与山海关之战

吴三桂出身于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曾经都是明朝总兵，与当地许多的将领官绅有着很深的关系。

1644年，即将面临灭亡的明朝，不得已把希望放在了驻守关外的吴三桂。三月五日，崇祯皇帝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他火速回京救驾。然而，吴三桂率兵刚过了山海关到达玉田（今河北省唐山市），就听到了崇祯自缢的消息，他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降顺”，要么“降清”。

其实早在1642年在清军攻克松山和锦州时，他的舅舅祖大寿和祖大乐就已经投清。为此，皇太极和他的舅舅们就曾经写信给他，劝说他降清，但那个时候吴三桂一直没同意。

现在，明朝已经灭亡，大顺政权也对吴三桂提出了招降，吴三桂马上同意了。答应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吴三桂听说了许多明朝的文武官员都已经归顺了大顺，其中还有不少是他以前的辽东同事。比如，比他兵力弱的唐通就被大顺政权封为了“定西伯”，这对他也有很大的诱惑力。

二，大顺政权毕竟是以汉族为主体而建立的政权，这更让人容易接受。

三，吴三桂的部队是辽东官兵，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与清军处在一个对立的局面，而与大顺并没有仇怨。

四，就家族安危来说，虽然他的家族有少部分人都已经降清，但是他的父母和其他直属亲戚都居住在大顺政权掌控的北京城内。

于是，吴三桂当时便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然而，当吴军到达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玉田县时，他碰到了从北京逃出来的奴仆说，他的父亲吴襄全家已被大顺军抄没了，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的将领“刘宗敏”抢去占有了。

不管情况是否属实，吴三桂便不再信任大顺，担心这次李自成招降是一个骗局。于是，他改变了计划，带领了部队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山海关的唐通发起了进攻，占领了山海关。

唐通便率领残余部队退到了山海不远的地方“一片石”。

但是，吴三桂很清楚，镇守山海关不是长久之计，一难以筹集粮饷，二无兵援支持，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都很难与大顺政权抗衡。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夺取了山海关以后，一面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受降，一面便带着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还有吴襄，与刘宗敏亲自率领队伍进举山海关。

此时的吴三桂认为，投靠清廷已经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他一面写信给清军求助，一面假意稳住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时间，以便清军赶来救援。

此时的清军统治者，眼见明王朝已经覆灭，他们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胀，再也不甘心与农民军队瓜分这个明帝国了。

然而，大顺政权的统治者，即使发现了清兵，也根本没有把清军放在眼里，依旧只管与吴军交战。当他们与吴三桂在山海关交战了一天的时候，清军以逸待劳，等大顺军疲惫时，突出奇兵，一举取胜。

此次战斗，史称“山海关之战”。

这次战斗，因为李自成的大顺军对清军入关助战毫无任何准备，且他们自己一直以为，大顺军与清军井水不犯河水，没必要交恶。所以，正是因为这种心态，才最终被清军重创精锐，使清兵顺势占领了北京。取得了统治全国的政权。

03 各地方军阀纷纷叛乱

大顺军山海关大败的消息瞬间传遍京城，顿时谣言四起，那些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

李自成这些大顺军的领导人，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而多尔衮听说大顺军撤走以后，迅速率领部队由朝阳门进入了都城北京。

北京城里的旧朝官员，都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削发投清”，而且还被清政权封为了“平西王”。他们以为是吴军杀败了大顺军，夺回了太子朱慈烺，即将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法驾出城迎接。

没想到，昂然进城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便偷偷溜走了，也有少数的人将错就错，把多尔衮迎入了宫内，拜倒在爱新觉罗的皇室脚下。

多尔衮进入都城以后，与大顺政权采取的政策比较起来，十分地谨慎。他经常询问采纳汉族官员“范文程”、“洪承畴”等的意见。

首先打出了“为明帝复仇讨贼”的口号，并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

然后，多尔衮又接着大贴榜示：凡文武百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于我朝，仍准录用。

这就说明了凡是不管是东林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旧官，还是大顺政权的官员，只要归附清朝，都将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比如，当时的冯铨，他曾在天启年间因为依附魏忠贤，陷害大臣，爬到了大学士，后被崇祯皇帝削职为民。但是，当多尔衮发布诏书征任以后，便委任他为内院大学士，又因为他熟悉朝廷的典故，便将他排名为第一。位列范文程等人的前面。

多尔衮这种求贤若渴的方针政策，为奠定清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比李自成做得最成功的一着棋。

清廷不仅在人才上采取了唯才任用的态度，对于经济上，也实行了维护官绅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了，凡是被农民夺取的田产，一律归还给本主，所有财产产业一切照旧。并且还停征了明末崇祯时期加收的著名三饷：辽饷、剿饷、练饷。

虽然，清朝初期一系列的恩诏对人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的意义，一些官府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也更加严重了。但确实在当时，也赢得了许多的人心，使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又逐渐重新组织起来开垦家园。为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而相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当初采取的政策对各地官员富商实行不断地打压。所以，当大顺军在山海关的战斗中失败以后，那些在大顺政权管辖区中的原明朝官绅们便认为时机已到，他们迅速集结兵力发动叛乱，来推翻当地的大顺政权。

而李自成当初在对待降将时，也没有任何警惕性，他对于受降的部队，既没有重新整编，也没有派自己的心腹将领去管理这些降兵。甚至还立即任用明朝旧将领的原班人马去参加战斗。结果一旦风向一变，这些军队便叛乱四起，瞬间土崩瓦解。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都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而且，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与各个地区的抗清斗争，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

他们长期各自为战，进行着朋党之争，抗清军阀也不断变节。最终使后来建立的“南明政权”，也成为了一段短暂的历史。从而让清政府坐收了渔翁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