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津

　　近日翻阅旧时笔记，多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所见善本图书的记录，尤其是1978年至1985年者为多，盖其时参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初审、复审、定稿时所记。其中有些记录是在审校善本图书以卡核书时所发现的问题，有的是根据复印件或照片做出判断的不同版本特征，有的是请教顾师廷龙、潘师景郑、冀淑英等先生后所得。当时随手做的记录中，涉及书估（同“书贾”——编者注）作伪、著录错误、著录不妥的较多，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对有些研习版本鉴定者，或图书馆专业人员有些借鉴。反之，如若当年不及时记录，那也就烟消云散，记忆不再了。

　　《读诗疏笺钞》版本的鉴定

　　上海图书馆藏的《读诗疏笺钞》不分卷，题清程晋芳撰。卷一第一页有“歙程晋芳学”，并钤有“鱼门”白文小印。原著录作“手稿本”，1961年时定为二级藏品。1981年，我在复审此书时，调出原书细看，发现“歙程晋芳学”之“歙程晋芳”四字系挖补后所加，栏线接缝紧密，初看无隙。如此，作程晋芳“手稿本”就有疑问了。一般来说，作者都很重视自己的著作，所以在第一页上书写自己名字以示慎重，而此本却在作者名字上去作挖补，那就有问题了，因为从未有作者本人在第一页作者项处对自己名字写错并挖补的。此书有钤印，为“磊所见”“陈氏审定”“鱼门”。“陈氏审定”的印钤在“程晋芳”的中间。

　　此书后以“手稿本”而被误收入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第98页。此书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里未收，盖当年认为是“清抄本”而删去。

　　程晋芳，字鱼门，安徽歙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是重要的四库全书纂修官。实际上，这部书并非程晋芳的著作，作者应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人，书之第一页上原应为“□□□□学”。只是因为书上钤有“鱼门”的印，别有用心者就将“□□□□”剜去，另配相同纸色补写“歙程晋芳”，加上有程氏“鱼门”之印，这样就可以使人认为这是程晋芳的稿本。对于书估来说，只要能赚钱，他必定会使伎俩发挥作用，而购书者稍有不慎，或眼力不济，那绝对是会上当受骗的。

　　版本鉴定非一朝之功

　　版本鉴定是一门学问，说是学问，就是说里面有许多问题还值得研究，有些前人早已涉及了，有的则没有，还需要将来有人再做下去。周越然先生1945年初曾写过一篇《古书的研究》，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版本鉴定不容易。一是说叶德辉旧藏《韦苏州集》，叶的《郋园读书志》中称之为“北宋胶泥活字本”，后来书归周越然，周细细审察，知为明代所刻，非宋代之本，更非活字本。二是说四川重刻《唐诗纪事》，前人断定原本为“宋刻”，因字之缺笔避讳，统与其他宋版书相同之故。实则原书系明嘉靖二十四年张子立刻本。重刻者不见子立原序，遂有此妄断。周氏藏有明刻本，且原序未失，故知其误。

　　由此而想起，1979年12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在江西南昌举行。某图书馆为了配合会议，临时做了一个善本书的展览，将馆藏的一些重要版本和有特色的书请与会人员观赏。那天早上，沈燮元拉我去看展览，并说有一部书你看看是什么版本。原来那是一部《大广益会玉篇》30卷，在说明卡片上注明是“元刻本”。我一看就说这部书不收。这是一部日本刻本。因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收外国图书，所以就不入目。沈又说：（北京某馆）认为是元刻。后又请丁瑜来看。丁瑜看了，意见和我相同。事后，我告诉沈燮元，这倒不是我高明，而是事前我曾做过功课。因为前不久我在四川省图书馆也看到这书，也是作“元刻本”，当时觉得有疑问，那时没有复印机，我就记下该书卷一第一页和其他页的特征，回到上海后，即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元刻本和日本刻本，仔细比对特征，再请教潘师景郑先生，原来川馆所藏是一个日本据中国元代刻本翻刻的本子。日本早期翻刻中国的书，字体极似旧本，但用日本皮纸，较中国皮纸更韧，此种图书，稍一疏忽，即会走眼。

　　再就是1980年的事了，北京某大学图书馆藏《中吴纪闻》6卷，宋龚明之撰，明正德九年龚弘刻本。卡片上写有“据宋本校及清黄丕烈校”，并有李盛铎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的何金文（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部）在审阅此书卡片时，觉得“黄丕烈校”有疑问，就请教也在编委会工作的该大学馆某先生。某先生说没问题。也很巧，过了些日子，我和沈燮元去该馆看一些有疑问的版本图书时，何金文便委托沈燮元顺便也审看一下黄跋的真伪。黄丕烈是清代大藏书家，他的题跋一直为后人所重视，而沈是研究黄丕烈的专家，几十年来一直在和黄氏进行跨时空“对话”，所以他对“黄体”太熟悉了。果不其然，书一打开，他是一眼定“乾坤”。黄跋的字有点像，但没有黄的韵味，那当然是后人摹写，而非黄氏手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入此书，但删去黄跋之语）。

　　那一天，沈燮元和我还看了该馆原作明抄本的《嘲颐》，一册，也有黄丕烈校并跋，纸较新，黄字是比黄丕烈还黄丕烈，又是书估作伪的小技（后因抄本不旧又有伪黄跋，删去不入目）。又《广韵》原作元泰定刻本，为杨守敬自日本购回，装订形式悉日人所为，每页均裱糊，实非中国刻本，而为日本所刻。翁方纲《复初斋诗草手札》，20余札，甚拙劣，俱清末民初书估所伪。

　　多看真迹、多加比勘得真知

　　黄丕烈是大家，名声远播，所以有的书估即摹黄跋作伪。而黄丕烈在他那个时代，也见过不少书估的欺诈手段，《荛圃藏书题识》卷七中跋宋刻本《碧云集》中就有记载。癸未，道光三年（1823），距南宋约700年，与我们今日见到的明初刻本在时间上差不多。黄见古董铺中所售之书，题宋版者，多为不真之物，文中所云“近日覆刻本”当是嘉庆、道光间的仿宋刻本。所以书估作假唬人的把戏，只能骗骗一般的读书人，或新的没有实践经验的藏书家，而碰到像黄丕烈这样的“老眼”，就不行了。

　　作伪者总是有着碰运气的想法，20个人中只要有一位上当，他也就能如愿得逞。然而这种人，逞其心力，仿作前人之迹，用纸可以寻觅，但笔墨韵味则很难达成，尤其是一气呵成，甚或是用笔的牵丝及转笔处，作伪者的破绽必定在此败露。一般来说，仿者不过刻求字体形似而泥其迹，从不究其所以然，而这个“所以然”往往就突显作者的学术水准。盖前人读书心得、灵机妙绪，借笔墨以传之，那是应腕而来。而后人看重前人手书，更是贵在其精气，而赝字伪跋，尽失前人灵妙之趣。所以伪者所书，用笔轻飘，故显软弱无力，又因为字乃照样摹写，定呆板做作，水平低下。所以，一本书有跋，且是名人之跋，你就要注点意，如你是专家，当能一眼看穿真伪；若是新手，或经验不多者，则应细看。一般来说，伪跋放在面前，会有满纸牵强之感。

　　当然，对名人题跋的鉴定，如要真去掌握，只有一条，那就是必须多看真迹，甚至还要设法将伪作放在一起多加比勘，方能得出真知。上世纪70年代，我就曾为弄清黄丕烈跋的真伪，专门调出上海图书馆藏的全部有黄跋的善本书，包括过录黄跋的书，细细比对，尤其是字形、起笔、转笔以及捺笔等，花了不少功夫，方才略知一二。

　　在对古籍善本的鉴定上，每个人的经验都很有限，都必须借助各种工具书、参考书，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的几年中，每次追随顾师廷龙先生外出讲课、开会，无论四川、浙江，江西、江苏，他老人家都带一本《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碰到问题，临时可救急。当然，我也有过鉴定上的错误。有些事，真的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信然。

　　（本文选自沈津著《书海扬舲录》，有删节，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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