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西纺织重镇

　　20世纪初，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的川村千山，受日本三井洋行派遣，来上海勘地设厂。他一眼相中了上海苏州河南岸（今长寿路582号）的一块地皮，新开办了第十三、十四工场。

　　这块地皮原来为一片农田，其间有3座祠堂，几条小河和几处坟地。日方通过一个掮客对当地农民威胁利诱，从而“征购”下来。1921年，内外棉株式会社在那里平坟填河，破土动工，1幢三层楼的办公楼于厂区右侧最先落成。同时，1座高达50米的烟囱矗立在厂区中央。随后，由日本人大西喜一设计的两个纱厂相继建造。1922年3月，第十三工场竣工投产；1923年6月，第十四工场竣工投产。三井洋行发起人之一川村伴三的儿子为内外棉第十三、十四工场的第一任大班，“五卅”后改由森代理，后来又由藤山导彦接任。1943年左右盐田续任大班一职，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战败离任回国。1930年，内外棉十三、十四工场在靠近厂大门口左侧营建了1幢三层楼花园洋房，供三井洋行高管和职员膳宿。接着内外棉又新建造了两个织布厂。1931年9月，第一工场织布厂竣工投产；1932年7月，第二工程织布厂竣工投产。同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十三、十四工场分别与第一工场织布厂、第二工场织布厂合并，成立了内外棉第一工场纺织厂、第二工场纺织厂，即内外棉一厂和二厂。两个纱厂工人合计达到3000余人。

　　1944年，穷途末路的日方将两个纱厂归属日军管制，称为“棉纱布制造购入组合第四工场”。然后对厂里的细纱机进行了扩充，在各自原有80台的基础之上，第一纱厂添装了16台；第二纱厂添装了8台。其时，两个纱厂规模共计纱锭73600枚；两个布厂共计布机2016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经济部指派耿一心担任内外棉一厂、二厂的厂长。10月8日，又由张方佐接任厂长职务。15日起工厂开始局部复工，至次年2月才将全厂纺纱机和织布机基本开动生产。同年12月24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公司）在沪正式成立。翌年元旦，内外棉一厂、二厂改称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第一纺织厂（简称中纺一厂）”，原厂长张方佐上调中纺公司任职，厂长一职由吴欣奇继任，并将原内外棉一厂纺织两部改为北纺厂和北织厂；原内外棉纺织两部改称为南纺厂和南织厂。1949年5月上海解放，工人做了国家的主人。中纺一厂改称为“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一厂）”。1966年后，再改为“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简称上棉一厂）”。

　　劳勃生路上除了第十三、十四工场之外，距离那两个工场不远，内外棉还早在1914年11月，开办了第五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三纺分厂），该工场拥有纱锭46400枚，工人1300多人；1918年10月开办了第七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织造分厂），该工场拥有普通织布机634台，自动织布机256台；1922年2月开办第八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一纺分厂），拥有细纱纱锭32000枚，拈线纱锭20480枚；1919年4月开办第十二工场（即后来的国棉二厂二纺分厂），拥有细纱纱锭23200枚。

　　另外在劳勃生路与叶家宅路交界处，有华商刘柏森开设的宝成纱厂（20世纪20年代拍卖抵债成了日资喜和纱厂。解放后为国棉七厂）。我采访全国劳模黄宝妹，她给我讲过当年趁星期天休息时，带领小组全体组员专程从大杨浦赶到沪西向国棉七厂劳模李素兰学习取经的故事。“李素兰七天消灭疵点”的先进事迹曾经在团市委召开的全市青年活动积极分子大会上得到表彰。

　　纺织厂扎堆的原因

　　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人的发源地以及聚集地。而在每5个上海工人中，就有1个是纺织工人。纺织业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是上海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尽管上海纺织工人声势最大、贡献也最大，但上海纺织厂的分布却不均衡，主要位于沪东和沪西两个地段。沪东基本上在杨树浦路和长阳路；沪西则主要集中在长寿路周围。

　　为什么长寿路会成为上海纺织业的重镇？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通过出售军火和军事物资获得巨大利润，使其形成对外扩张雄厚的资本。同时日方趁西方列强的精力都在集中应付战争，顾不上向远东投资以及输出纺织品之机，大量投资中国的纺织业。一次大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的棉纺织业出现战后萧条，却正是中国纺织业开始繁荣并达到高潮之时。于是，日商便将战时订购的、刚准备交货的、日本国内已“搁置”的纺织机器搬运到中国来开办工厂。内外棉株式会社于1905年至1932年期间，在上海新开办了11家纺织厂，纱锭数30万枚以上，且主要就在沪西地区。其中缘由有三：一是因为沪西远离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属于华界还未大规模开发，地价便宜（沪西的地价仅仅是沪南即公共租界和南市老城厢一带的20%左右）；二是沪西靠近苏州河，水上运输纺织厂所需的原材料便捷；三是沪西有着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想当年劳勃生路、英华里、梅芳里、石灰窑（即药水弄）、滚地弄（即番瓜弄）、小沙渡（今西康路）一带，是上海几大棚户区之一，居住着大批从江浙两省流浪逃难来沪寻找生计的农民。这些打工者为了养家糊口，千方百计想进工厂做工。于是正中日商下怀。据统计，内外棉一厂、二厂的工人大多来自外地逃难的农民。工人的平均年龄普遍较轻。这是因为纺织厂劳作繁重，而年轻人力壮且少家庭拖累，能够胜任。男工中16至20岁的占21%，21至25岁的占26%，26至30岁是占31%。女工中16至20岁的所占比例稍高于男工，约占27%。另外因为土地被日商征用，长寿路一带失去家园的农民，也成了内外棉的第一批工人。

　　在上海的纱厂中，日商厂的工人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最深重。心狠手辣的日商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工人剩余价值的目的，实行的是日夜两班轮流工作制。工人们“六进六出（早晚6点交接班）”，一天工作12小时。往往一个班头做下来，人累得筋疲力尽。

　　辛苦付出，得到的却少得可怜。与上海其他各个产业的工人比较起来，棉纺织工人的工资算最低的。而在棉纺织工人工资中，又数日商纱厂的工资最低，平均要比英商纱厂低10~15%；比华商纱厂低5~10%；与日本国内纱厂相比，只占日本工人工资的41~52%。

　　不仅工资低，工作时间超长，劳动环境也相当恶劣。车间里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夏天车间像只蒸笼，机器热得发烫，摸不上手；冬天像个冰窟，要穿棉袄才能干活。每当黄梅季节来临，为防止外面潮湿空气进入车间，影响棉纱质量，厂方竟将车间里所有的门窗紧闭，致使车间里闷热无比，时常会有人晕倒。同样，劳动条件也相当恶劣。日商为了追求更多利润，根本不顾中国工人的安全，机器上的安全设备少之又少，因此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就拿织布厂来讲，被飞梭打伤而留下疤痕的比比皆是。

　　正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工人深受压迫和剥削，所以在工人中蕴藏着强烈的反抗精神；又因为内外棉纱厂的工人年轻团结集中，且斗争性特强，所以容易组织发动，这就为以后厂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建立，以及开展一系列的对敌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著名的“二月罢工”、“五卅运动”、“1936年反日斗争”、“1945年迎接抗战胜利”、“1946年捍卫工人民主利益”、“1948年支援申新九厂罢工工人”、“1949年迎接上海解放”等斗争中，都可以看到内外棉一厂、二厂工人们积极的身影。

　　长寿路今貌

　　长寿路东起苏州河长寿路桥。原来在天目西路（过去叫广肇路）与长寿路之间没有桥梁，两岸交通依靠船摆渡，称为广肇渡口。1951年人民政府在此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桥，1953年竣工，系解放后苏州河上建造的第一桥。

　　长寿路（陕西北路江宁路之间）170号是一幢石库门式小洋房。如果不是做有心人，在周遭林立的高层建筑之下，走过路过肯定错过。小洋房砖木结构，三层高，三开间宽，正立面横三段式设计，两侧突起三角形山花，红瓦坡顶，檐下装饰西式花纹，白色水刷石外墙面，房子内部设内廊式走廊，建于1927年，为沪上米商兼建筑商潘源泰宅邸。1950年，小楼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管。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孙夫人于10万卢布奖金支票背面亲笔写上“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作为妇幼保健院的筹建资金，中国福利院选择纱厂女工集中的沪西地区，在胶州路妇幼保健站和沪西女工保健站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并将170号当作院址。妇幼保健院用“国际和平”冠名，是为了继承与发扬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革命战争年代援建国际和平医院的崇高精神。1952年3月8日，保健院对外门诊。1956年9月，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搬迁到徐家汇衡山路。同年10月，普陀区妇婴保健院在此正式开诊。2018年6月24日，“长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于此地。

　　长寿路路名很吉利，常人每天来回暴走一个来回（全长3.14公里）很健康。不信，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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