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散照

刘绪义学者

“微服私访”恐怕是中国民间百姓口中最津津乐道的故事。皇帝或官员偶尔走出深宫、衙门，身着便服到民间私访，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百姓内心里非常渴望的一件事，如果有冤屈，那简直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是，皇帝或上司私访却又是下属官员内心里十分担忧恐惧的事。

正是这一喜一忧，导致微服私访乐为百姓所见。

历史上不管有作为无作为的皇帝都有意无意喜欢微服私访，至少都有这样一个愿望，有的实现了，有的没能实现而已。毕竟世界很大，都想去走走，一个皇宫，好比围城，没有进去之前，做梦都想进去，一旦进去了，就受不了那种束缚、呆板、无趣、紧张甚至恐慌。而且，走进民间，以一种权力之外的面貌出现，名义上还是亲民、爱民的表现，骨子里还有一种神秘感甚至恶作剧感：看看你们真实的表演。

早在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便开了微服私访的先河。

一天，齐桓公穿着便服去坊间访察民意，见到一位老者在家中独居，自己料理生活。齐桓公问他其中缘故。老人回答说：“我因贫穷而未能娶妻，现在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但只能独自生活。”

齐桓公回到宫中，立即把这件事告诉了国相管仲，并问道：“怎么才能让百姓都婚配成家、安居乐业呢？”管仲回答：“我听说，如果君主喜爱积聚财物，使内库堆积如山，那么下面的臣民必然会贫穷困乏；如果君主在宫中豢养大量独守空房的女子，那么民间必然会有众多娶不上妻子的男丁。”齐桓公沉思良久后道：“说得好！”于是下令，凡是还没同他共寝过的宫中女子都可以出宫嫁人，又告谕民众说：“成年男子要在二十岁建立家庭，女子则要在十五岁出嫁。”从此，宫中无怨女，野外无鳏夫了。

齐桓公的这次微服私访，被称为一则体察民情的成功范例。

“畜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管仲的这句话也成了名言。其实这只是道出了一个并不怎么高明的常识而已。

问题是，身为相国的管仲又是干什么的呢？他难道不知道齐桓公所看到的问题吗？或者说，他为什么发现不了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说，相国是管大事的，但百姓民生难道不是大事吗？管仲不知道齐桓公通过微服私访获得的问题，责任不在管仲吗？或者说，管仲平时获得的信息中根本没有此类信息，是治下的各级官员将信息屏蔽了。

有的看似无意，实则也是刻意，许多官老爷生活在自己狭隘的圈子里，眼睛里只有皇上，自动对民间保持着隔膜。甚至因为无能，生怕自己治下的问题被上面知道，因而，总是有意识在屏蔽各种不好的信息。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制度必然造成欺下瞒上、信息阻塞。

没有欺下瞒上，信息畅通就无须微服私访。

“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就明确提出这一重大问题，他认为“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上下不通使君民隔膜，“故无宣德达情之效”，内外不通使中外阻塞，“故无知己知彼之能”。因此，“壅塞”二字就是阻碍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的症结所在。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

但在古代缺乏现代媒介的情况下，稍有振作图强的皇帝或上司，就只能靠自己亲力亲为来打通这种壅塞。方法之一便是微服私访，他们深知自己所获得的信息经过了层层过滤，喜报总是忧报多，即便是报忧的，其忧之原因也经过了各级官员的刻意解释，离真相相距太远。但毕竟皇帝或上司不可能经常微服私访，所以，只是一种便宜之计，不可能形成一种制度安排。尽管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汉成帝、晋明帝、唐高祖、唐中宗、唐宣宗、辽穆宗、明武宗、清同治帝等等，都有过微服私访的记载，但总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方法之二便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耳目喉舌。明朝的东厂西厂便是这样一种产物，清朝的密折制度也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

看到微服私访背后真正弊端的只有康熙皇帝，康熙在位整整一甲子，可能是能与汉武帝比肩的出巡最多的皇帝。有专家统计，他曾3次东巡，3次西巡，6次南巡，48次北巡，27次巡幸京畿。康熙如此频繁之出巡，没有一次是微服私访。究其原因，在于他明确反对微服私访。

在《清圣祖实录》卷271上，记载了康熙晚年的一道圣谕：“朕尝观书，见唐明皇游月宫，宋真宗得天书，此皆好事狂妄书生伪造，岂可以为实而信之乎！又宋太祖、明太祖皆有易服微行之事，此开创帝王，恐人作弊，昌言于外耳。此等事朕断不行，举国臣民以及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且有妨大体。况欲知天下事，亦不系于此也。”

他刚开始寄希望于密折制度，康熙对于江南社会的了解，主要通过身为江宁织造的亲信曹寅的奏折报告。织造在江南负有监视官场地方、笼络知识分子、搜集情报的使命，即皇帝的密探。密折制度使康熙了解到江南诸如米价、雨水、灾荒的常情，得到有关地方上官员、谣言与盗贼的报告。

可是，密折制度对于通达下情来说不久也失灵了。

在康熙看来：“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皆可密奏，地方有事，即当据实奏闻。前者四川之民流往贵州地方者甚多，贵州巡抚密奏，可知四川巡抚能泰之无能。”“江南三江口地方，朕曾驻跸，此处盐贼藏于芦苇之处甚多，地方官并不查拿。至于山东地方盐贼，于沿村买卖之处散盐于百姓，公然勒取重价，以致官盐壅塞不行，商旅受害，地方官并不查拿，亦不据实申报。此中贼首，旗下逃人甚多，朕差兵百人往拿矣。此等事，必待朕亲闻，差人往拿，地方官职守何事，皆系不实心效力，以至于此。”

“曹寅、李煦曾有密折启奏，其江南、山东之督抚、提督、总兵官内，并无一人据实奏闻。适拿获之盗甚多，窃福陵金炉之贼亦在其内，此贼曾经报死，今复被获。如此重犯脱逃，仍复做贼者不少。”

没有人告诉他真话，无法通过正式渠道了解民情，这于皇帝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问题是，康熙根本不知道，微服私访固然发生于制度失灵的前提下，自己的公开出巡又如何能真正了解真实的情况呢？政治生活必须围绕着信息的获取及传递、信任的塑造及维系而展开，如果说，微服私访是因为决策者对下级报告的情况存有疑虑，或者对下级隐瞒真实信息有所疑忌，不敢信任下级，那么，公开出巡，所谓“凡事必亲见”，看到的又岂都是真实的情况？下级官员隐瞒真实信息，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利益是最大化的，那么，提前打招呼，公开出巡，一样可迫使他们制造假象，以欺骗上级，同样可获得最大化利益。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皇帝》一书中对康熙巡视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康熙皇帝为了了解国民的生活和官吏们的施政状况，时常巡视各省。视察时，皇上允许卑贱的工匠和农夫接近自己，并以非常亲切慈祥的态度对待他们。皇上温和的问询，使对方至为感动。康熙皇帝经常向百姓提出各种问题，而且一定要问到他们对当地政府官吏是否满意这类问题。如果百姓倾诉对某个官员不满，他就会失去官职；但是某个官员受到百姓赞扬，却不定仅仅因此而得到提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20)

野史对康熙南巡更有深入的细节描写。《清稗类钞》一书《圣祖六巡江浙》中说到康熙三十八年(1699)第三次南巡时，康熙去了苏州太湖的洞庭东山：

“初三日晨出胥口，行十余里，渔人献鲫鱼、银鱼二筐。(上)又亲自下网，获大鲤二尾。上色喜，命赏渔人元宝。时巡抚已先候于山，少顷，有独木船二拨浆前行。御舟近岸，而从者未至，巡抚备大竹山轿一乘，伺候升舆，笑曰：亦颇轻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余人执香跪接，又有比丘尼艳裴跪而奏乐……

在山士民老幼妇女，观者云集。上谕众百姓：你们不要踹坏了田中麦子。是时菜花结实成角，命去一枝细看，问巡抚何用。奏云：打油。上曰：凡事必亲见也。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间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中华书局1984，第1册，页338)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如果不是有意安排，士民百姓如何会提前等候在皇帝出现的地方？所谓“亲见”，何尝不是一场围绕皇帝而进行的正经的“演出”？

因此，康熙的公开出巡，本质上与微服私访没有什么两样，这也就是民间为什么长期以来盛行各种版本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十五贯”、“玉堂春”等等的原因所在了。

微服私访离正常的官民互动距离尚远，正常的官民互动，应该在权力运行关系中建立起相应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保障。

(原标题：微服私访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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