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翼虎·山河·寻路胡焕庸线上的中国｜胡焕庸之孙谈祖父）

“胡焕庸线”是个地理书上的概念。中国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在1935年发表了《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文中，他连接黑龙江瑷珲与云南腾冲，指出两边人口密度差异显著：东南边，全国96%的人口，生活在全国36%的面积上。而西北边，在64%的面积上，只生活着4%的人口。这条虚拟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至今仍然稳定地存在着。人们可以通过交通路网、QQ在线人数等，清晰地把它辨识出来。这条线的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澎湃记者前往南京，在胡焕庸1934年所建的房子里，对其孙胡复孙进行了采访。除了1937年7月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和去美国考察研究之外，胡焕庸在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工作期间，就居住于此。胡复孙在这栋三层小楼里住了大半辈子。《论中国人口之分布》中的那张中国人口密度图，应该有一部分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胡复孙把这张图垫在在写字台的玻璃下。胡复孙在故居阳台上。他的祖父胡焕庸在南京工作期间居住于此。求学与教育澎湃新闻：为什么想要研究自己的祖父？胡复孙：祖父有七个子女，多数人从事理科或工科。没有人研究地理。1953年以后，祖父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工作和居住，父母亲和我们在南京工作生活。这些年，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关于人文地理，关于祖父的研究，越来越风生水起。我父亲是长子，以前要当半个家。对过去的事情，他知道的比较多。他曾经和我说起一些事，我就觉得，我们家应该有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我在南京居住，有些便利条件，就来搜集整理祖父的资料。另外，我父亲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我们老家在宜兴，教育比较出名，出了很多教授。随着对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研究，我的兴趣也越来越浓。这些年，我们和东南大学、南京大学、苏州中学等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多有交流。胡焕庸的研究成果，社会这么重视。作为家属，我们如果置身于外，当然不应该。胡复孙把胡焕庸所绘制的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垫在写字台的玻璃下。澎湃新闻：对祖父的青年时代，您有哪些了解？胡复孙：祖父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受到各种运动的冲击。对这些，他也不太愿意多说，我们也不太敢多问。祖父是1998年去世的。他去世之后，我们把一些材料连贯起来，逐步对他有了更多了解。祖父出生在宜兴农村。我的曾祖父是私塾先生。祖父是独子，但生下来二十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们母子二人在农村生活，艰难可想而知。全靠我的曾祖母缝纫衣服，补贴一点家用。在这种环境下念书，祖父比较努力，也念得不错，一直能继续往下念，考入省立常州中学。我听到的故事是，他多次想辍学，早点工作补贴家人。但他的老师和母亲都让他一定要继续读书。高中毕业之后，老师鼓励他报考师范学校。当时师范不要学费，还给生活费。所以当时贫困学生的首选就是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普通师范还不一样。郭秉文校长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聘用了很多西方教育的人才。虽然这所学校很难考，录取比例是十取一，祖父还是考入了南高师文史地部。地学系的主任正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在地学系学生中，祖父和另一位学生张其昀，是竺先生比较看重的。祖父从南高师毕业后，去了扬州中学做了两年史地教员。1926年回到南京，补足了东南大学的学分，毕业后去法国巴黎大学继续读书深造。去法国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有四个同乡商量好，两人先去，两人在国内打工挣钱支持。祖父是先去的两个人之一，师从国际知名的地理学家，学习了一年多。但后来国内战乱不止，他很牵挂母亲安全，经竺先生同意，就回国了。竺先生汇了他一笔钱，买了精密气象仪器，用于筹建中的国立气象研究所，还要求他考察了欧洲部分天文台。回国之后，27岁的祖父被聘为中央大学的地学系教授和中研院国立气象研究所研究员。自此，他在中央大学任教长达21年。1988年东南大学复校，胡焕庸将自己的毕业纪念册赠予东南大学。原件现存于东南大学档案馆。胡焕庸的毕业纪念册中，有南京高师文史地部第一级的同学合影。最上一排左四为胡焕庸。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胡焕庸在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胡复孙：祖父不仅是一位学者，他在教育、行政方面的工作，也不应被忽视。1931年，祖父在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时，应江苏省教育厅多次要求，兼任了省立苏州中学校长两年。在这两个学校，他对所负责的工作，应该说是做得非常优秀。在苏州中学，他本来只是答应任职一个月，但开学不到半个月，“九一八”事变发生，人心浮动，教育厅找不到合适的人。如此，他一做就做了两年。当时，他还把家从宜兴搬到了苏州。那时战乱初起，很多学生被家长带走，教师也想走。而校长把家搬到学校，还掏钱买了家具。人心很快稳定下来。苏州中学的男女同校，就是在祖父任内开始的。他在苏州中学还建立了化工科，类似现在的职业教育。另外，他还对很多毕业生的求学、就业方向进行考察，以改革高中教育。1933年夏天的全省会考，前一二三名都是苏州中学的。在前十名中，苏州中学还占了六名。当时这也是非常轰动的事。在苏高中任校长两年后，祖父回到南京。苏州中学的校长，一直是他比较满意的经历。一直到祖父晚年，许多学生和他还都有联系。我多次到过苏州中学，学校对祖父的这段工作评价也很高。而中央大学地理系，当时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聘用了许多尽职敬业的优秀教师。他们一起担起了中国地学研究的重担。祖父和翁文灏、竺可桢等四十多位地学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长期担任总干事。后来，祖父还接替翁文灏担任理事长。当时，中国地理学会就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地理学报就是中大地理系编辑、出版的。祖父自1943年起，在蒋中正任中央大学校长期间，任职近两年的中央大学教务长，基本上把中央大学整个工作都挑起来了。可见行政管理也做得非常出色。以前他给苏州中学做校长，在毕业生致辞里说到一句话：“国家多难，前途珍重，作为全人，有厚望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作为校长，我希望我培养的人，各方面都成才，我对你们有厚望。我认为，这句话他自己就做到了。中国第一本气候学专著，是胡焕庸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期间所撰写的《气候学》。澎湃新闻：除了胡焕庸线，能否请您说说胡焕庸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胡复孙：当时中央大学地理系承担了很多国民政府的研究项目。比如，在重庆期间，祖父受国民政府委托，做了划省计划报告，进行缩小省区研究。这个研究1941年左右完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曾在东北试点，但实行不下去，各地的地方利益影响太大。蒋中正比较重视教育。国民政府要求大学的名教授、校长等，一定要参加国民党。所以祖父参加国民党比较早。祖父做教务长，是蒋中正的亲笔手谕。蒋先生的祖籍也是江苏宜兴，只是家里早年就移居浙江奉化。1948年，蒋先生专门回去祭了一次祖，当天就走了，没和地方上的乡绅有任何来往，只是请族人吃了一顿饭。1949年之后，关于祖父的研究工作，治淮是值得一提的。1950年，淮河发大水，整个苏北成了一口锅，洪泽湖是锅底，死亡人数非常多。淮河流域水利设施落后，淮河几乎每年都泛滥。国民党也治淮，对应的机构叫做导淮委员会，陈果夫是主任。早在1934年，祖父也带队考察研究过淮河，写了《两淮盐垦实录》这本书。这本书和陈果夫的治淮思想完全不一样。陈果夫要把水引到黄河去入海，虽然当时黄河河床没有那么高，但黄河能接受的水量没有那么大。而祖父的想法是，把淮河的水导入海里。他的想法和国民政府的思想不同，出了那本书，国民政府就把他的书几乎全部收回，不让卖，也不让寄。祖父当时很奇怪，书寄出去了，怎么都没人收到。实际上，书是被没收了，留下的很少。到了1950年，为应对这次水灾，水利部成立了治淮委员会，设在蚌埠。国务院召集了多次会议来研究治淮。为治理淮河，国家拿出了水利经费的80%。当时，有人想起了胡焕庸的那本书，推荐了他。祖父到了治淮委员会担任技术委员，负责治淮的技术设计。今天看，这个职位就相当于总工程师。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他确定，应开挖苏北灌溉总渠引水入海，疏浚河南、安徽和江苏的众多河道，还要修建很多辅助水利设施。治淮委员会当时的这些成果，基本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淮河水患。前年我碰到一个同学，是江苏水利厅的干部。他说，苏北灌溉总渠现在起的作用可大了，自从建完之后，一般的洪水都没有问题，直接出海了。而且对当地的航运、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我觉得，祖父的前半生成就也就到此为止。他1953年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凡是运动，他一定是挨斗的。1979年平反后，他对八十年代的人口研究又做了大量工作，也出版了许多专著和培养了很多学生。但应该说，那些成就主要还是前期成果的发展。胡复孙收藏了一本中华民国时期的地图集，里面引用了胡焕庸所绘制的人口密度图。一个人与一条线澎湃新闻：之前对祖父是什么印象？胡复孙：我们家住在南京。我小时候和工作后，都多次去上海看祖父。但那个时候，祖父不太讲过去的事情。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太说自己的事。晚上看完电视新闻，是一定要睡觉的，和谁都不说一句话。清早四点多起床，开始研究他的学问。我们过去看他，最多是简单说几句，然后饭桌上简单说几句，他给我一本书或一个地图，就忙他的去了。我们和奶奶说说话，打打招呼就撤了。他把一切的时间都用于他的学问研究。有一个说法，文革中红卫兵抄家的时候，他都还在看他的书。而且，我们家的人，一贯比较自立。特别是男孩子，更认为人应该独立，不要依靠别人。所以，我祖父没有给我什么直接的教育。另外，我是1954年出生的，当时祖父已经在上海了，并没有和他长期居住过。对祖父的更多了解，也是这些年陆续得到的，有些甚至是从父亲在文化革命中写的检查里知道的。胡复孙在祖父住过的老房子里生活了大半辈子。胡焕庸早年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和子女的生辰，这张纸如今贴在故居的柜子后面。澎湃新闻：这两年，胡焕庸线越来越多地被提到，作为胡焕庸的后人，您怎么看？胡复孙：我们觉得很意外。当时中华民国的地图集，还有申报地图等其他出版物里，都有这张人口密度图。当时这就是他的一项研究成果。他那时三十多岁，按照今天的话说，还是个青年教师。当然，当时的中大地理系，已经承担了很多学术任务，也有应国民政府要求而进行的研究。这些年，这条线在各方面的实践中，演变成了研究中国经济现象的基线。比如，气象、农业、地质、互联网等问题，都能拿它说出一些道理来。我的祖父当年做这条线时，一定不会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盛况。现在来讲，是非常了不起的。胡复孙收集了各种胡焕庸的著作，以及对胡焕庸与胡焕庸线的讨论。澎湃新闻：您如何理解胡焕庸线？胡复孙：当时大学教育对学生知识要求很宽。地学研究是包括气象的，地理、地质、气象、生物都不分家。祖父也研究气象，讲授气象课程，在气象学会里也有职务。中国的第一本《气候学》教材，就是他编写的。当然，他的老师竺可桢是气象学家，对他也有很大影响。以我的理解，这条线还是和气象有关。人的生存需要一定的气候条件。这条线的西半边，无论怎么改造，人不可能胜天。气候条件过于恶劣，人的生存代价太高，经济发展就非常之难。澎湃新闻：这条线是怎样画的，您有哪些了解？胡复孙：当时这个课题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祖父当年做这条线，用的是国民政府的统计资料，两万人一个点，标在地图上。国民政府当时也搞人口统计，但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不像我们现在的人口普查那么及时，那么大规模，有那么多数据。当时有个别地方缺少资料，时间上也有先后。所以很难说是高度精确，但应该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分布。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人口统计资料没有列入，而现今的蒙古国当时在中华民国版图内是列入统计的。当然，蒙古国当时人口稀少，对统计资料的准确性没有大的影响。澎湃新闻：胡焕庸线当初是怎么被认识的，您是否了解？胡复孙：这个研究成果，1935年在《地理学报》发表时，没有受到像现在这样的重视。按照我父亲告诉我的，祖父1945年到美国马里兰当访问学者时，发现国外对中国人口的研究中，就有他这张图和这篇《中国人口之分布》的文章，并提出了“胡线”这个说法。那时国内还没有人这么说。所以，“胡焕庸线”还是一个进口的说法。胡焕庸赠予东南大学的毕业纪念册中，有一张六朝松的照片。六朝松如今仍在东南大学校园里立着，令人有物是人非之感。澎湃新闻：关于胡焕庸和张其昀，您肯定看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胡复孙：前几年，我逐字逐句看了24本《竺可桢文集》，把每一个涉及胡焕庸的地方都摘录下来了。胡焕庸和张其昀，当时同在南高师史地学部，关系非常亲密，是很要好的同学。很多文章、著作也是两人一块儿署名的。早年两人同为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他们都是当年地理界的中坚。1936年，蒋介石让竺可桢当浙大校长，竺可桢不愿意。很多人劝他，他都拒绝了。竺可桢在回忆录中提到，是“肖堂（胡焕庸）及晓峰（张其昀）来劝余就浙大事，余允担任半年……”。当然，竺先生对教育部提了几个条件，校长要有人事权，要有充足的经费等一一得到允诺后方才上任。后来，张其昀就跟着竺先生到了浙江大学，做地理系主任。胡焕庸当时在中央大学做地理系主任。二人从此不在一处，但来往很多。我觉得，以1949年分界，胡焕庸最大的成就是之前在大陆，张其昀最大的成就是之后在台湾。到了台湾后，张其昀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国民党多届中常委，以及教育部长。台湾的许多改革政策，都是在张其昀任上推出来的。张其昀晚年做了总统府的资政。以前讲中国地理，很有意思的是，大陆方面认为，胡焕庸跟国民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尽量少提不提。台湾方面认为，胡焕庸没有去台湾，跟国民党对着干，也尽量少提不提。张其昀到了台湾，大陆也不提。在大陆和台湾地区，人口地理分界线，都是大中小学地理教材的内容，但大家不知“胡线”，尤其是在台湾地区。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纪念公园里，有一尊最大的胡焕庸像。澎湃新闻：我们在胡焕庸线上的报道，哪些令您印象深刻？胡复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是汶川地震。其实四川我也没去过。但地震毕竟比较近，牵动了那么多人，损失了那么多生命。还有一篇讲到，大同的煤矿开完，上太阳能，大片大片的太阳能电池板。那个印象特别深。但是就我而言，还没有把胡线连起来的概念。也很正常，你不能每一步都走到。我以前出差，北京上海深圳比较多。胡线上的地点，我几乎没有去过。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纪念公园里，父亲带着孩子散步。但这两年我会去腾冲。前两年知道，要在腾冲和黑河，各做一个胡线纪念公园。我也看到了他们的设计资料。腾冲的公园已经建好了，祖父最大的铜像在那里，我也很感动。我不但要去，而且要把抗日的遗迹都仔细看一看。腾冲是一个我们非常崇敬的地方。在抗日史上，腾冲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美国在当年开辟了驼峰航线，运送了大量物质支持国民政府抗日，也牺牲了数以千计的优秀飞行员。驼峰航线意味着，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自此就是鲜血凝成的，是分不开的。（编者注：腾冲是驼峰航线的主要机场，如今腾冲唯一的民用机场以驼峰命名）。我的祖父当年从重庆去美国学术交流，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从重庆经过驼峰航线，到了印度加尔各答，然后去美国。所以，对腾冲这块地方，我有极其特殊的向往。（本文感谢东南大学档案馆和校史博物馆的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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