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树上的杂花

——缅怀吴宏聪先生

金钦俊

题记

兰凋香在，桂折气存，有些人有些事是永远缀在你记忆树上永不凋谢的花朵。于我而言，有十分亮丽的几朵为宏聪师专属，现在忆写出来，作为对宏聪师的周年祭。

1997年7月的一天，我去看望宏聪师。他正在客厅看报，桌上摆着三四份报纸。那天刚好是卢沟桥事变60周年，报上多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的交谈也就从这儿开始。

宏聪师谈兴极浓，自平、津失守带给国人的如泰山压顶的亡国危机，谈到淞沪战争十九路军的广东籍士兵操着粤语“国骂”拼死冲向敌阵的壮烈场面；从西南联大住的茅草盖顶（好一点的用铁皮）的土坯房，谈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死者残肢挂上树梢的惨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阿登纳几任领导为希特勒的战争罪行向世人下跪的真诚请罪，谈到日本领导人从未向中国和当年被侵略国家人民正式请罪的顽固可恶，在将近三个钟头的长谈中，我亲切感觉到宏聪师那颗鲜红热烈的中国心。

尤其让我难忘的是，他头一回向我忆述他抗战初期的爱国行为：1938年2月，正在汕头一中读高中的宏聪师和周围同学，面对着战火一路向南狂燃、国将不国的严重情势，大家都坐不住了。于是，他们几经商量、筹备，几十个人组织起了抗日宣传队，奔赴揭阳、普宁一带深入民众去鼓动抗日，历时一个多月。

他们从县城到乡镇，靠的是步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粮，脚板起血泡了，喉咙喊哑了，但国难当头，谁也不喊一声苦。他们一路上从会堂到街头田边去演讲、搞文艺演出、开恳谈会、张贴抗日标语、举行救国募捐等活动。演讲员列举日军的种种暴行，动情处哽咽不能语，令在场听众痛心落泪，一起振臂高呼抗日口号

宏聪师参演过当年演遍大江南北、令无数国人落泪、奋起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他自称当年的表演达到了忘情的地步。他们还带领群众一起高唱《铁蹄下的歌女》和《松花江上》等怀乡爱国歌曲，激发了民众同仇敌忾、誓死抗日的情绪。在街头剧演出过程中甚至有民众自发加入到表演中来，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他们还募捐到一些钱物汇总后送去前线慰劳卫国护疆的战士。

那天，宏聪师用“热血沸腾”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当年的爱国之情。在听宏聪师讲述这些往事当中，我心里不禁跳出了“爱国者”三个鲜亮的大字，我对他的敬重又增加了几分。是的，宏聪师终其一生是一位坚贞的爱国者，这种情怀何等感人!

1938年抗战期间，参加汕头市一种“战时乡村服务团”到揭阳作宣传（后排左三为吴宏聪先生）

吴宏聪先生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大并留校任教，此为1946年5月3日，吴宏聪先生与国立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吴宏聪先生与西南联大时期的老师、同事沈从文先生及其夫人张兆和先生。

说来也巧，吴宏聪先生的77级学生、耶鲁大学教授苏炜与张充和先生成了忘年交

苏炜《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

本文作者金钦俊教授（左二）与吴宏聪先生（左三）出席广东中国文学学会1991年年会

1976年4月，宏聪师和我一起赴济南参加国家出版局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会议，赴会的有鲁研界的领军人物李何林、唐弢、曹靖华等知名人士，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鲁研界的第一次大聚会，盛况空前。

此前一年，我们中山大学因发现并发布了鲁迅1927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写的重要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而备受各界关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都先后予以刊载，故我们到会时李何林、陈漱瑜等代表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认为此文对研究鲁迅生平特别是思想发展状况意义深巨。对此宏聪师十分谦逊，一再表示文章不是他首先发现的，不能受此厚意。尽管如此，赞扬之声仍不时传来，宏聪师又一次表示，说这篇重要佚文静卧在中大书库近50年才被我们发现，说明我们在史料搜集方面多有疏漏，应该自省才对。

1973年，吴宏聪先生在广州纪念鲁迅先生92周年报告会上作学术报告

1976年吴宏聪先生与中文系同时金钦俊（左一）、陈则光（左二）、饶鸿竟（右一）、张正吾（后右二）等在研究鲁迅著作的注释

1978年12月，吴宏聪先生（左三，时任中文系主任）邀请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左二）来中大做学术报告，左一为容庚教授，右一为潘允中教授

宏聪师的谦逊我是十分了解的，但这番表态仍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须知为了注释好国家出版局指定的《而已集》，我们注释小组同仁在宏聪师带领下在数月时间里先后访问了唐弢、黄秋耘、欧阳山等跟《而已集》相关的各方面人士，弄清了一些史实，并花了一个半月左右时间仔细查阅了1927年报纸期刊十多种，派人到北京、四川等地查阅有关资料，正是在这大量的资料搜索过程中，一些过去长期搁置未被发现的有价值材料被挖掘出来，《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便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寻获的，宏聪师对这个团队的指挥之功实不可没。再说，该佚文发现过程中的考证、校勘、发布、宣传等，宏聪师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有何过失该“自省”呢？

当然，这只是我的私见，宏聪师并不如此看问题，他从来淡泊自守，在荣誉面前从不自满，更不自骄，而是冷静以对，在成绩面前找不足，以利再战。宏聪师这种谦逊和律己以严的态度，我认为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学习。

会议期间，大会组织代表们游览济南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和千佛山，宏聪师与王士菁、戈宝权二先生和我同行。在趵突泉，宏聪师兴致勃勃谈到了李清照当年居于泉旁，曾对泉梳妆的趣事，并对她的《漱玉词》赞不绝口，说济南一地有72泉之多，人称“泉城”，泉水如银花玉蕊，晶莹温润，正合“漱玉”之意，足见“人杰”还需“地灵”，地缘与作家创作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研究文学的人注意。这番意见颇得戈宝权、王士菁二先生同感，对我尤有启发。

1992年秋范伯群先生（右一）拜访吴宏聪先生（中），左一为金钦俊教授

1994年10月吴吴宏聪先生主持20世纪新文学传统研讨会

在大明湖，宏聪师油然想起老舍先生曾将济南作为第二故乡，并在当地写下题为《大明湖》的长篇小说，可惜后来书稿遭了火劫。宏聪师由眼前景想起旧时事，对作家生活和创作的艰辛颇多感慨。不久我们来到湖中小岛上的“历下亭”，亭名为乾隆皇帝书写，亭大门两侧有清代书法名家何绍基书的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我当时有点纳闷：齐鲁固系孔孟之乡，历来文风炽盛，但济南人自称该地“名士多”是不是有点自夸的意味？宏聪师知道我的想法后便告诉我这副楹联并非济南人自撰，而是杜甫的诗句。我返回广州后查找了一下，果然是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杜甫在济南与北海太守李邕相会时留下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的诗句。宏聪师的指点令我茅塞顿开，至今仍然时有忆起。至于济南“名士”，几位先生特别推崇后起（宋代）的李清照和辛弃疾，对李词的清丽典雅，辛词的慷慨悲壮同表赞赏。

游完大明湖后我们便上岸，登上了传说帝舜曾耕稼于此的千佛山。此地多有镌石佛像，山径曲折，自半山亭北望，可见卧牛山、鹊山、匡山等九座山峰列阵，山峦间云烟缭绕，蔚为奇景，戈宝权先生遂记起李贺“遥望齐州九点烟”的诗句，并以“齐州九点”景色赋诗一首，与王、吴二先生切磋。可惜当时我未备纸笔，不能记录下来，颇以为憾。

一次济南山水游，尽显几位前辈深厚的学养，令我十分感佩。戈宝权先生是位斐声国内外的作家、翻译家和外交家，我心仪已久，在我读中学时便手抄了他翻译的《普希金文集》（记得好像是抗日战争胜利后40年代后期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中的《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名诗并多次翻看和朗诵，这次得以与他同游，实是一大幸事。

20世纪90年代，吴宏聪先生主持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教材

1986年间，因应正在全国蓬勃兴起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当时的国家教委组织多学科的专家组成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宏聪师被聘为中文专业的委员并出任全国教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编之一（当时设双主编和三个副主编），蒙宏聪师推荐，我被聘为该教材的副主编之一，与知名学者钱谷融（任主审）、范伯群、汤逸中、吴周文、陈思和等一起商订大纲、分头编写和几次审稿定稿。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面并未深入，成果也不多，宏聪师的提名实是对我鼓励，希望我有所长进，以增强中大中文系在现代文学学科方面的实力，虽然我至今仍未做到，但对他提携的厚意我没齿不忘。

吴宏聪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吴宏聪先生《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

因为参编成员多在沪、苏二地（分属华东师大、复旦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大学，外省仅广东二人），故我们组编会议大都在该两地举行，我随宏聪师先后到过千岛湖、宜兴、扬州、上海、苏州等地，虽往返奔波辛劳，但宏聪师始终精神奕奕毫无倦意。我想这除了与他在年轻时练就的健康体魄有关外，也充分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敬业者从不言苦，并甘之若饴，宏聪师即是一例。他德高望重，每次会议都由他主持，他的平易近人与学术民主的作风使大家相处十分融洽，编写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三种全国教材，印数累计百万册以上，至今仍在使用。中文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出版方和参与审稿的徐中玉先生等对此交口称赞，认为宏聪师贡献良多。

数次随宏聪师出席编校会议，可记之事甚多，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待人以诚、以礼这点。我们几次到上海都住在华东师大招待所（中文专业委员会设在该校），宏聪师总在头天晚上便到校外的二村89号寓所拜访当年同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的老朋友钱谷融先生及其夫人。老友相聚，无话不谈，当年钱先生因“文学是人学”一说而遭全国批判的往事，如今已变成了他们谈笑的话题，钱先生爽朗的笑声于今仍响在我耳边。我不禁想起，荒谬可以藉强权而盛行一时，但终将可笑落败，信然。随后，宏聪师又会抽时间到三角地复旦大学校区那边看望老朋友贾植芳先生和其夫人，看到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交谈，真是令人心生羡慕。

吴宏聪先生与钱谷融先生伉俪合影于中大校园，左一为本文作者

宏聪师每次拜访贾、钱二先生必备精美礼品馈赠，而两位先生也常以家人同乐式的家宴招待我们。贾老曾因胡风冤案受难多年，但他铮铮铁骨不改，贾师母对他也不离不弃，情深如初，宏聪师和我对他俩十分敬重。

贾老性情豪爽，有山西汉子气概，又善饮，席间多次用浓重山西口音说“人生难得几回醉”与宏聪师对饮。宏聪师酒量有限，但为主人美意也就欣然对饮。一次，刚从贾府告辞出来上了车，便小呕起来，只得折返贾老家歇息些时。宏聪师后来对此并无愧意，并风趣地学着贾老口音说“人生难得几回醉”，说能与贾老同饮而醉一回，也是人生一件幸事。从这件小事，亦可见出这两位前辈的重情重义，令我肃然起敬。

贾植芳先生

宏聪师在上海时不仅拜访了钱谷融、贾植芳、王元化诸名家，共叙友情，即对普通工作人员也礼数周到，热情相待。编纂会议期间，华东师大中文系派出办公室人员袁根娣和小孔两位负责会务，宏聪师每次有事与他们联系，必用祈请的语气说出，令他们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尊重。

我们第二次到华东师大住宿，宏聪师便提出晚上空闲时上门去拜访袁、孔二位。我怕宏聪师过于劳累，也有点觉得不太必要，便推说下次再去吧，但宏聪师执意要去，于是便起行。他们住的是简陋的筒子楼，地方逼仄，也没多少布置，但宏聪师一到便和他们拉起了家常，俨如故友重逢，室内一片欢声笑语，主宾皆觉畅意。及后袁、孔二位对我说他们前前后后接待过许许多多专家学者，但前来家访的吴先生是第一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吴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会亲临他们的“寒舍”拜访。细节见精神，这件小事再一次表现出宏聪师待人恳挚的一贯风格。他的民主精神和平等观念实在感人。

吴宏聪先生与本文作者金钦俊教授

1999年6月间，我和宏聪师赴上海修订教材结束后，宏聪师考虑到年事已高，今后再访杭州西湖的机会不多了，便提议回程顺道到杭州游览一回，我欣然同意了。

到杭州后我们在湖滨路附近住下，次日即去游西湖。我们从民间神话中白娘子和许仙相会的断桥进入白堤，游览了平湖秋月、西泠印社，然后由曲院风荷附近拐进苏堤。苏堤长达2.8公里，是白堤的两倍多，宏聪师以轻健的脚步一路过桥寻幽，取景留影，兴致极高。

其时气候宜人，两旁烟柳笼纱，绿树交柯，生意欣欣，中途我们就石小憩，聊起当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杭州通判（一州的副长官）时主持浚深西湖的事情来。那时的西湖不少是淤泥壅塞葑草芜蔓之地，苏东坡为造福一方百姓，遂“募民围湖”，利用湖泥和葑草筑成了长堤，后人为彰显他的功绩遂称为“苏堤”，“苏堤春晓”也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宏聪师说漫步在苏堤上像是听到了历史的回音，令人对苏东坡又添几分敬意。他顿了一顿又说为民造福本是为官者的天职，但史上能真正做到的为数并不多，苏东坡募民围湖筑堤既兴修了水利，又益增了西湖的美景，实在功在千秋，今天我们也享受到了，这可说显示了苏东坡的“官德”。

我深深体会到宏聪师为官者须“为民造福”以及“官德”的观点并非一时兴来之谈而是他一贯的主张。宏聪师执教数十载，弟子中多有从政者，宏聪师每与他们接谈，总以此勖勉他们。宏聪师的一身正气和厚重的人文精神于此可见一斑。

吴宏聪先生

20世纪50年代在中大念书时，系里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师仅得宏聪师和陈则光老师二位，1959年我和同级同学黄渭扬毕业留校，跟随这两位导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时称“二老二少”。后来黄渭扬老师不幸英年早逝，离50岁生日还差一点，陈则光老师也相继离世，于是“二老二少”折了一半。宏聪师对此颇感伤怀，我去造访时他多次提起这事，勉励我们健在者（后来现代文学课程增补了不少新生力量）要加倍努力工作，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在宏聪师的关切下，我暗暗告诫自己：不管阴晴顺逆，都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作为对师尊的一种回报。事实上，我的人生路并不平坦，能够一次次安然走来，都离不开宏聪师的鼓励和督促，他对后辈的厚爱我将永世不忘。

本文作者金钦俊教授大学毕业照

作为弟子，我和宏聪师来往较多。出于敬重，去看望他时总会捎点礼物上门，过年与贺寿时会稍为隆重一点，平时也就是捎点平常之物如茗茶、咖啡之类。宏聪师1935至1938年在汕头一中读高中，对潮汕食物深有好感，常忆起当地的蚝烙、糕粿、牛肉丸、芋泥和咸面（一种手打的半干咸面条），我每逢返汕探亲或办事，也就带便捎点过来送他尝尝，他总是十分客气地道谢，显得十分高兴。但时常令我过意不去的是他的“回礼”，每回在客厅叙谈过程中，他中间会起身回里屋捡集礼品并包装好，在我起身告别时取出送上。我不敢领受，他便以“恭敬不如从命”相劝，我深知宏聪师待客之热情：他要送你东西你再怎么坚辞都是失效的，于是每次都只能“乖乖就范”。回想起来，宏聪师回的礼物居多重于我的，我生平头一回尝到的名品，如比利时朱古力、台湾冻顶乌龙茶等都是他所赠送的。我常想，弟子馈师以礼物世间常有，但师以厚礼回赠弟子的并不多见，我有这样爱我的师长该是多么荣幸！

说完“回礼”便来说说宏聪师的“回访”，对拜访过宏聪师的人，不管长幼尊卑，他都会尽量回访，连我这样的弟子也不例外。宏聪师过完米寿（八十八岁寿辰）以后腿脚多不方便，出门需有人搀扶。有一回，他打电话到我家，说过一会过来坐坐。我一听慌了，马上说：“吴老师您别忙，我马上上你家去！”他含笑说道：“那用不着，我快到你家了。”原来宏聪师怕我不让，故意“秘而不宣”，让他外甥女扶着，从东北区住所走了近半个小时来到我家。我住的是没有电梯的旧楼，又是第五层，他便艰难地一级级拾级而上，喘着气进入我家。在我家坐谈了一个钟头左右，他又登上六楼去看望比我还年轻的陈培湛老师。若有人要问：这一年吴老师多大年纪？那我要高声回答他们：他已年逾90!

2012年8月12日，吴宏聪先生参加“黄树森文艺批评研讨会”后与59届五位同学合影

2008年，吴宏聪先生与77级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家中合影

1998年，吴宏聪先生参加中山大学为自己举办的从教55周年庆祝会

本文作者金钦俊教授在吴宏聪先生从教55周年庆祝会上致辞

2005年，吴宏聪先生（左三）、夏书章教授（左二）、李锦泉教授（左四）、黄天骥教授（左五）获广东省优秀哲学社会学成果奖“特别学术成就奖”

中文系校友林雄（78级，右二）赠“十全图”祝贺吴宏聪先生九秩华诞。左二为本文作者金钦俊老师

2010年11月，中山大学图书馆举行吴宏聪先生藏书捐赠仪式

中山大学图书馆举行吴宏聪先生藏书捐赠仪式

吴宏聪先生在藏书捐赠仪式上发表讲话

吴宏聪先生出版的部分著作

吴宏聪先生在中大北门

黄天骥教授撰写的挽联

宏聪师仙逝后，我脑海中常出现这样一幕：艳阳高照，碧草如茵，校道绿树交柯，状如拱门，在这清幽的绿世界里，一位慈祥的老人，在一位女士搀扶下，快意而又是步履蹒跚地自惺亭那边缓缓地向西行进，去看望他的弟子们。可惜我没有画画的才能，将它绘制出来，然后朗声告诉所有人：看！这就是我的恩师！

前人说“知恩图报”，宏聪师呀！如今我已无法回报您的恩德了。我只愿您永远带着灿烂的笑容、优雅的风度，活在我们几千弟子的视线里!

2012年8月17日于中大寓所

（选自金钦俊老师文集《记忆树上的杂花》，2016年10月，花城出版社出版）

金钦俊先生简介

金钦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汕头人。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直至退休。曾任广东中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广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理事等。

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此后陆续在广州、北京与国外发表诗歌、散文数百篇。长期在中山大学执教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研究方向集中于中国现代新诗、新文学与传统文化方面。撰写的数十篇学术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新文学论丛》等学术刊物。

出版个人专著《新诗三十年》、《现代中篇小说力作》、《何其芳作品欣赏》等，合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任副主编)等。出版诗集《市楼的野唱》、诗纪事《山高水长》，以及散文集《记忆树上的杂花》等。

(原标题：记忆树上的杂花——缅怀吴宏聪先生)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