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最不出名的国民党大大：被蒋介石尊为“良师”，却为何与蒋介石渐行渐远？）

1925年，国民党大大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保留大大一职，以示纪念。此后，国民党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党大大。在大陆当过国民党大大的人只有三位，按顺序为第二任的张静江、第三任和第五任的蒋介石，以及第四任的胡汉民。蒋介石和胡汉民都是党国重量级的人物，但张静江何德何能，竟成为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大大张静江（1877—1950年），又名人杰，晚号卧禅，是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与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共称为国民党“商山四皓”。

出身豪门的“革命圣人”

张静江祖上由徽州迁居南浔，其家族以经营丝、盐业为主，以财富之巨号称“南浔四象”。张静江幼年接受私塾教育，但未能取得功名，由其父捐资十万银两得“钦加二品衔，候补浙江实业道”的虚职，与苏州道员之女姚氏成婚。20岁时因意外事故落下残疾，终生行走不便。1902年张静江跟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以随员名义乘船前往法国，此行意在前往海外发挥专长、经营商业。在其父30万元的资助下，张静江与友人在巴黎设立通运公司，将国内茶丝绸缎、古董字画等名贵货物运至法国销售，获利尤为丰厚。正是由于其相对雄厚的商业资本，使张静江有能力慷慨捐资革命，竭力帮助孙中山等人渡过难关。

摄于日本东京的张静江（左），其家族以经营丝、盐业为主，以财富之巨号称“南浔四象”

据胡汉民回忆，1905年孙、张二人在前往欧洲的客轮上相识，当时张静江向孙中山主动探问：“你是主张革命的孙某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张静江显得很高兴，极为直爽地许诺：“你是主张革命的，我也是很赞成革命的，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法国做生意，赚了几万块钱，你如果发动革命，我目前马上可以拿五万元来帮助你，打电报的时候依着ABCDE的次序，A字要一万元，B字要二万元，E字要五万元。”初次相遇，张静江就给孙中山留下“豪爽信实”的深刻印象。1907年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在越南时，胡汉民曾按照前述约定向张静江致电A字以寻求援助，短短数日就收到邮汇来的1万元。不久革命经费又产生缺额，孙中山认为张是个豪直之人，嘱咐胡汉民直接在电文中打E字，请求汇款5万元。

为说明经费开支情况，孙中山等人随后致信张静江，将行动经过及日后计划予以详细告知。但张静江托人向孙中山等人转达说：“我并不需要你们写长信，因为我断断不是接到了你们的长信才相信你们的。如果我存这一点心，我也不会帮助你们了。大家都是同志，彼此心中可以明白。写长信如果给别人晓得了反而不好，以后你们只要实际做革命事业，就胜于发长信给我了！”从胡汉民多年后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张静江确实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抱有极大的好感和信心，虽然早期张本人并未直接投入革命，但他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海外所进行的组织联络、经费支持等工作，为推动革命进展做出了较大贡献。李石曾晚年曾回忆，当时通运公司的规模在巴黎只是中等水平，但相较于其他经济能力更强的革命同志，张静江对革命的投入远高于众人，例如有次在接到孙中山催款密电后，为尽量给予足额支持，张静江立即召集李石曾等人开会，决定卖出坐落于巴黎最繁华地区的茶店，尽管在找到买家之前革命已付诸行动，但茶店最终得以卖出，所得费用一部分用作商业经营，另一部分用以维持同盟会、世界社的各项开支。不难看出，在为革命经费四处筹措的孙中山心里，“电报发出一定有款来”的张静江无疑具有特殊地位。

革命“良师”到党国元老

1928年，对蒋介石颇为不满的蔡元培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谈道：“同为‘四鬼’之一，而革命资格，张（静江）先生较老，与蒋先生交情，张先生较弟深十倍百倍。”一方面蒋、蔡素为不和，彼此互有埋怨之情，日后又因第三党邓演达事件，蔡公开指责蒋“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见”，而蒋也在日记中多次责骂蔡元培“害世祸国”。另一方面，可见张静江与蒋的师友关系确为国民党内部所周知的事实。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深受孙中山信任的陈其美是他的第一位引路人，蒋对陈其美也可谓是忠心耿耿。早年蒋始终不为孙中山所信任，只能通过接近陈其美、张静江，以获取领袖的好感，因此在蒋的请求下，三人成为结拜兄弟，但直至陈其美遇刺身亡之前，孙对蒋仍是以冷淡疏远为主。吊诡的是，也正是以陈其美的身亡为契机，蒋介石一方面下决心痛改前非，立志继承陈的革命遗愿，同时向孙中山上书大胆陈述自己的革命忠诚，以获得孙的信任，也与张静江保持亲近关系，成功使得自己由党内的边缘位置逐步走进孙中山的视野。

在1920年前后，蒋介石处在人生的低谷期，几无任何政治成就可言。这段时间内，作为“小老弟”的蒋介石，对张静江极为尊崇，他在去信中直言：“关于弟今后之处事行止，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而张静江确实在多方面对蒋进行提携、照顾，一是引介蒋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二是主动为蒋和陈洁如做媒，三是在蒋遭遇经济困难之时，尽力给予援助。

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未担任实际职务的张静江被推选为24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位列第三。当时张因腿疾复发，多次治疗不见好转，以致孙中山亲自为他寻医问药，1924年6月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弟与李医生详谈半日，深信其法为合理而妥善，想必能奏奇效，望兄亦深信而一试之，幸甚。”半年之后，孙中山抱病北上，因病情恶化住进北京协和医院。1925年2月初，行动不便的张静江在上海收到孙中山病危的急电，立即赶往北京侍奉左右，途中也不断收到催促的急电。2日张静江到达医院后，汪精卫向他沉痛宣告：“孙先生之病，诸西已喧言绝望，前二日其势甚危，今日小缓，先生急欲见君。”数语之后，随从将张静江抬入病房，甫一见面，孙中山落泪而言：“劳汝久病之人远道来探，心甚不安…吾病良已，只须休养而已。”在张静江忍痛宽慰之后，孙中山仍记得嘱咐旁人为张准备病室治病。孙中山自感时日无多，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为革命事业的继承，不得已将张静江召至身边，以留下政治遗嘱。3月11日，孙中山在张静江等人的守候下，签署政治遗嘱，于翌日不幸与世长辞。自此，国民党进入后孙中山时代。

1934年，上海，汪精卫与国民党元老合影。后排左起：汪精卫、李石曾、褚民谊、蔡元培，坐者为张静江，左右为其儿女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内部虽存在派系之分，但由于第一代领袖的超凡魅力和威望，党内地位的高低几乎是由与领袖关系的远近所决定的，因此派系间的矛盾未曾扩大为公开冲突。然而随着孙中山的故去，为取得党魁地位和党统的合法性，国民党内蒋、胡（汉民）、汪（精卫）各派系展开了长期的权力争夺。作为前两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等人在党内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对任何派系的支持，都可能导致权力天平的倾斜。

辅蒋上位后渐行渐远

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党内接班人之争主要围绕胡汉民、汪精卫展开，蒋介石尚无能力和资格参与争夺。随着廖仲恺案的发生，胡汉民被迫出走，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地位开始逐步上升，而当蒋利用非常手段逼走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之后，他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晋升至第二，仅次于汪精卫。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又令汪精卫负气出走，蒋介石几乎成为国民党高层政治角力的唯一赢家。尽管政治对手接连暂时退场，蒋介石本应更感轻松，但因疑虑“中山舰事件”是对他个人的陷害，蒋的精神似乎受到打击，处境十分艰难。正当此时，“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张静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迅速赶到蒋的身边，在幕后辅助蒋度过困境，逐步上位。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受蒋介石的急召，张静江就从上海赶到广州，暂住在蒋介石寓所的对面，成为当时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以至于广州城甚至传言张是“中山舰事件”的神秘核心人物。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当时另一元老谭延闿替蒋介石在外与各方势力进行周旋，但“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三人商谈的最终结果是，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力排众议要求设置中常会大大，同时提名张静江担任此职务。随后蒋介石誓师北伐，而张静江则居于幕后为蒋保驾护航，按照朱家骅的说法，在北伐期间后方的一切事务，均由张静江总握。从此时至1927年8月蒋介石通电下野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静江在所有重大事务上都给蒋以坚定的支持，甚至当时在是否迁都武汉的问题上，张的反对态度较蒋更为激烈。因此在1927年3月宁汉对立最为严重的时刻，武汉方面公开推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以借此攻击蒋介石。正是在把持军权的基础上，蒋介石借助革命元老的政治能量，为其“清党”反共、另立中央等政策主张背书。

1927年第八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开幕，戴季陶致辞并带领民众呼喊口号，张静江（左坐低头者）、蒋介石、宋美龄在他身后

尽管张静江总能在重大事务上给蒋以关键的支持，但蒋、张二人在1928年后逐步疏远。根据李宗仁的回忆，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张静江在与吴稚晖、李石曾、李济深、李宗仁等人谈话时，忽然感慨道：“从前介石未和宋美龄结婚时，我凡向他有所建议，他莫不静心倾听，且表示考虑采纳。今则态度完全两样了，大约已为宋美龄及其姐妹所包围。昨日和介石谈话，他忽然冲动，大发脾气，说要做这件事你也不赞成，要做那件事你也不同意，动辄得咎，倒不如让我辞职，让共产党来干好了……介石每拿共产党来吓人，很是奇怪。”而吴稚晖的发言则更为激烈，他坦然讲道：“蒋介石是个流氓底子出身，如今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大大，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流浪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吴也特别叮嘱张静江应压抑感情，不能强迫蒋介石，以致引起无谓的反感。

此言既出，意味着“党国四老”将选择在全会上公开与蒋介石的矛盾。8月1日蒋介石与元老们的谈话不欢而散，8月3日吴稚晖、李石曾向蒋表示若不同意他们的主张，将立即返回上海，最后在蒋的劝说下作罢。但在五中全会正式召开的第二天，张静江、李石曾就选择不告而别，离开会场回到上海。为顾全党内团结的大局，蒋介石不得已于会议间隙亲自前往上海，劝说张静江等人回京开会，得到肯定答复后蒋回京继续开会，然而张静江等人仍拒不行动，使得蒋极为难堪。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开幕时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何应钦、缪斌、朱培徳、柏文蔚、王法勤、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张静江（坐者）、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中排左三陈果夫、左四丁惟汾、左五陈树人、左七何香凝、左八李烈钧、左十白云梯、右一李宗仁、右二宋子文

好在张静江深谙党内处世之道，主动选择离开政治中心，回到浙江安心从事实业建设。当时张静江曾坦言：“大大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唯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仔细玩索张静江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退出党内核心的些许无奈，但对实业建设仍有坚定决心。在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大大等职后，张静江不仅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在有限的资金技术条件下，对电力、煤矿、交通通讯等行业进行合理规划、建设，尽管张全力建设实业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即辞任省大大职位，而建委会又因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变得名存实亡，但他确实对浙江经济近代化进行了有效探索。有人评价张静江于建委会“在位十年仅用国帑十万，建设费达五千余万金，都出自筹借，世无能继之者，誉之所在，毁亦随之，先生遂洁身而退”。可谓是精当而中肯的观察。在建设委员会受到裁撤之前，张静江已逐步戒肉、戒烟，亲近佛教以修养身心。

张静江在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浙江省政府大大等职后，不仅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在有限的资金技术条件下，对电力、煤矿、交通通讯等行业进行合理规划、建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年老体衰的张静江由上海转至香港疗养，翌年由香港搭船前往瑞士居住，1939年又经法国赴美定居。1945年不幸双目失明，只能靠收听广播和念佛经度日。

1948年国民党政权危若累卵之际，当选总统的蒋介石聘请张静江为“总统府资政”。1949年底，蒋介石曾委托俞国华向张静江、吴稚晖汇款1万美金，并嘱咐他前往张静江家中送达问候。1950年9月，张静江于美国纽约病故，终年73岁。悲讯传来，蒋介石亲领国民党高层在台湾举行隆重仪式遥祭张静江，手书挽词“痛失导师”以表哀悼。此后，蒋介石不仅再次托俞国华向张静江家属转汇5000美金，也曾亲派蒋经国前去看望张静江夫人，应是当年的“小老弟”对其革命“导师”所做最后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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