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无特别说明，所谓圆明园应包括圆明园本园、绮春园和长春园三个清代的皇家园林，亦可称之为圆明三园。

在《圆明园三百年祭》中，王开玺对圆明园的发展史作了深入浅出的叙述。

最初，圆明园只是康熙皇帝赐给皇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帝——的一个普通“赐园”，雍正即位后，依照紫禁城的格局，开始了大规模增设扩建。

乾隆年间，清王朝国力鼎盛，库储充盈。乾隆帝又倾全国之力，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最主要的是在圆明园的东面和南面又先后兴建了两座附园，即长春园和绮春园。圆明园最为完整的盛世，应该是在乾隆时期。

“万园之园”，那段最好的时光

三座园林虽都是同时期的皇家风景式园林，但由于建造的年代、目的以及成因的不同，建筑风格也有所不同。

就建筑的年代而言，圆明园本园最早，兴建于1709年（康熙四十九年）；其次是长春园，兴建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再后是绮春园，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清廷将大学士傅恒的春和园更名“绮春”并归入圆明园。

1725年（雍正三年），圆明园南面“建设轩墀，分列朝署”，雍正帝在此“御以听政”以后，圆明园不但为清帝的园居游憩之地，而且成为清帝的重要听政、理政之所，由原来的藩邸私园变为清帝的离宫御苑，清廷的政务中心。

因此，圆明园本园不但面积最大，而且整体上布局合理而恢宏，不但被外国人称誉为“万园之园”。就是曾经多次巡游江南，见过诸多风景园林的乾隆皇帝，也极力称赞圆明园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乾隆帝明确告诫后世子孙，因清廷已经建有了圆明园，没有必要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兴建其它豪华的园林了。

长春园是乾隆帝为自己准备的退位后的娱老颐养之所。因此，长春园内没有圆明园内的“勤政亲贤殿”之类，专门处理政务的政务区和殿堂，而主要是一些闲居宴游之所，如寝宫、书房、佛堂、戏台等等。长春园整体布置疏朗开阔，疏密得当，以大型的水景为主体，水面面积大于陆地面积，湖泊岛屿，自然得宜。

而绮春园则是由多个小的赐园合并而成，不但各处相对独立，形状不太规则，而且总体布局也较为散乱无序，表现出不同园林集锦的色彩，只有东南部的宫廷生活区呈现出明显的南北方向的中轴线建筑特点。

有江南风光，也有异域亭台

圆明三园园景的造景取材极为广泛。

有的模拟江南风景。如“上下天光”，是依据范仲淹《岳阳楼记》中描绘的“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洞庭湖景色而构思造景；“西峰秀色”，是模拟于庐山风景。至于“平湖秋月”、“柳浪闻茑”、“曲院风荷”、“三潭印月”、“南屏晚钟”、“雷峰夕照”、“苏堤春晓”、“双峰插云”等景点，不但是造景，就连名称也都是一并移自杭州的西湖。

有的再现诗情画意，如“杏花春馆”，取自于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武陵春色”，则取自于陶渊明的《桃花园记》所描绘的意境。“夹镜鸣琴”，是取意于唐代诗人李白“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之句。

有的直接移置江南名园，如“坐石临流”，是依仿绍兴会稽山阴的兰亭；长春园内的“如园”，系仿自南京的“瞻园”；“小有天园”，系仿杭州南屏汪氏的“小有天园”；“狮子林”，取自苏州狮子林等。

有的取材于道教的神话传说，如“福海”中之“蓬岛瑶台”，“方壶胜境”等等。

有的是庙宇，如正觉寺、法慧寺、宝相寺、关帝庙、龙王庙等。

有的属于西洋巴洛克式建筑。在长春园的北墙一带，建有一组西洋式的石材建筑。现存遗迹最多的，即是谐奇趣、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等。王开玺认为，在圆明三园中出现这种西洋式的建筑，在当时，主要的是为了满足于清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需要；“天子富有四海”，凡人间所有，帝王亦当享有的物质生活需要；以及出于对域外异国情调猎奇心理的需要。“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即是这种思想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