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拍场一瞥山河故人——黄警顽抗战时期信札）

希鲁先生：弟以羁旅职务，久疏音讯，思慕之忱，未尝或忘也。屡辱雅望远寄大作等，深滋感幸。现当救国急切之时，知仁兄爱国，热诚不后他人，向学生及民众宣传。国难临头，敌人已打到常州、嘉兴，我们未亡的西南人士在此非常沉痛的时候，该怎样含着泪、撑着气、埋下头，坚定了意志，讨论“此后怎样工作”的方针？愿昭通每个机关，每个团体，每个个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在最后方实行之。各省避难来滇及移厂商的日多一日了。遥祝新年听捷音！弟黄警顽13/3黄警顽信札这是黄警顽先生写于抗战期间的信。作为商务印书馆的老人，黄久已被世人遗忘。今年是商务创建一百二十周年，也没见到特地纪念他的文章。这倒也不奇怪，学徒出身的黄警顽，由店员进阶为交际科科长，若论资排辈，在商务群英中恐怕在一百名开外。但在陈原对胡愈之的访谈中，胡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商务人，一位是王云五，一位就是黄警顽。胡愈之几乎终身对王云五看法不佳，而对1907年入行、1947年离职的黄警顽则非常钦佩。胡愈之说，“那时商务印书馆在四马路的门市，随便可以去看书，看书不要钱的。售书时黄警顽就站在旁边，新书出了，黄也在新书旁边。时间长了，甚么人来看书，甚么人买书，买甚么书，黄都晓得.....那时开架卖书，容易被偷，黄在场时，书是不容易丢掉的……黄警顽记性特别好，他联系了很多很多读者作者”；“他是商务最特别的一个人”，而“别的书店没有这样的人”。当年的“交际博士”，留存影像极少，中立者为黄警顽黄警顽（1894-1979）大概是这样一类人，在世时交游满天下，也常常和朋友言及家世、一诉衷肠，但考较其生平，又没有多少旁人能道明白。幸而黄警顽生前留有两篇自传，其一为《良友》第五十期（1930年）所载《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黄时年三十六岁；另一篇是曾收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的《我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十年》，此为七十岁时口述。黄的文字极其平实，就算是运动频频的年代所作的口述，也从不菲薄故人，实在难能可贵。文章不需转述，这里只谈这封信。《良友》第五十期所载黄警顽口述信的落款为3月13日，信中提到战火殃及常州、嘉兴，回顾战事，1937年11月19日，嘉兴沦陷；11月29日，常州城破，此信当为1938年3月写成。常、嘉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嘉兴，淞沪会战爆发后跃升为交通咽喉，后成为南京保卫战初期的战略核心。写这封信时，当地战事已过四个月，想必远在云南也必有耳闻，为何仍在此间提及？这与商务印书馆的人事有关。商务的一哥张元济，籍贯就是海盐；其他旧人如平湖徐调孚，桐乡陆费逵，桐乡茅盾、金仲华等，都隶属嘉兴府。常州就更为人才鼎盛了，1916年，二十岁出头的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舍友谢冠生向他介绍商务的人事说：“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据统计先后进出国文部的常州人有近百人，如蒋维乔、庄俞、陆尔奎、谢观、谢仁冰、孟森、恽铁樵、吕思勉等，这就是所谓的商务“常州帮”，当然，其时被恭称为“阳湖耆宿”。受信人“希鲁先生”又是谁？黄警顽人脉极广，没那么好考证。文中提到“西南”，蒋君章在抗战时期著有《西南经济地理》，“参酌各家所说，及国防经济上彼此相依的特点，定川黔桂滇康五省为西南”，范围依然很大。幸而提到“滇”，又及“昭通”，可知为张希鲁先生(1900-1979)。张是昭通南城人，时任教于省立第二中学（也在昭通），一位云南的中学老师，怎么就和上海闻人联系上了呢？一种可能是邮购图书，包括订购教材等业务产生的联络；另一种可能性也存在，考张希鲁生平，1934年，他用积攒的薪水加上云南教育厅的资助，取道四川，沿长江东下考察文物，后又北上访学，历时一年半，其间曾抵浙江，可能于此时与黄警顽谋面。据郑逸梅回忆，商务发行的教科书，销路很广，利润很丰，当时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纷纷参与竞争，而教育界人士对助销有很大帮助，“交际博士”黄警顽作为这方面最突出的人才，凡外地学校的校长及教务主任来沪，他不知则已，知必躬自招待食宿，引导游览，尽数日之欢，谈笑间“顺便”请他们下学期多多采用商务课本。张希鲁民国二十年张希鲁在云南省立第二中学时的课表张希鲁游历北京后的题字照片张希鲁虽在中学任教，但实是极有才学之人。他毕业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云南教育落后，据潘洵主编的《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统计，1912-1938年间，云南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学子仅两千五百七十五人，毕业于省立大学的只有十分之一。省立中学也只有二十九校(其中十三校有高中)，教职员共计六百一十七人，其中受过高师教育的很少。张少年家贫，多受当地师长资助，回昭通任教应存报效家乡之念。此外，张希鲁多次在昭通等地主持考古发掘，东游期间也曾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及云南名宿李根源；后去北平拜见容庚，并参与容氏主持的“考古学社”，《考古学社社刊》第四期上就载有张撰写的《跋楚雄新出土高公墓志》。信中提到张希鲁屡次“远寄大作”，应包括张于1937年成书的《滇东金石记》和《昭通汉金石》，或许张希鲁希望经黄警顽引荐，谋求出书？可惜抗战爆发，恐怕商务也无暇他顾了。《考古社刊》第四期，作者均为一时之选，1936年出版张希鲁1937年著作两种据文意这应是覆信，抗战军兴，远在昭通的张希鲁致信给这位上海的朋友问候平安并了解军情。1937年，黄警顽自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起就投身前线抢救伤兵，后又在后方救济难民，自述“出生入死，倒也遇难呈祥”。到了1938年，上海成为孤岛，商务印书馆的业务直线下降，工作清闲，他把大部分时间转用到社会救济上。由于善交际，耳濡目染的资讯极多，黄警顽在信中体现出极佳的见识。写此信前一周，即1938年3月7日，陈立夫在重庆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即对战时教育发表系列讲话如《告青年书》等，简而言之，可用“战时须作平时看”概括。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意见写入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由于抗战的客观局势，所谓“立国之本”的教育，其根基只能立足于大后方。黄警顽对张希鲁提到的“含着泪、撑着气、埋下头，坚定了意志”，可以说是纲要的形象化。陈立夫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正面商务印书馆新书广告背面信尾提到“各省避难来滇及移厂商的日多一日了”，据《抗战时期的云南——档案史料汇编》，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通告迁都后，不仅宣布把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基地，同时也给广大内迁民众指明了方向。人口真正大规模涌向西南自1938年开始，沪宁杭及沿海沿江轻重工矿企业面临被日军摧毁、占领的威胁，“工业西渐”的工厂内迁也随之展开，昭通自古为四川、贵州两省通往云南的门户，其时也是纷乱异常。鸟瞰国破后的山河，写信后的第二天，台儿庄战役开始，龙云组编、卢汉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在陇海路兰村、民权一带集结，其中182师由昭通子弟组成，一个月的恶战，三千三百九十八名昭通籍子弟兵牺牲，阵亡人数为滇军之首；信寄出的下一月（1938年4月），西南联大迁入昆明；而早在1937年12月，“筑路抗日救国运动”开始，云南军民开始修筑滇缅公路（昆明至畹町）；而以昭通为枢纽的川滇铁路也在加紧勘探中。昭通机场地图抗战才开始，之后的漫漫岁月黄警顽与张希鲁如何度过？张仍在昭通诲人不倦，同时继续学术研究。有一封1939年魏建功写给李迈先、刘重德的信，多次提到张希鲁，如“转下张希鲁先生大著，乱离中犹获助益，感愧何如”、“张先生跋汉建初器与虫鱼器，形制究应何称，颇感兴味。手头无图录可资参证，殊悒悒尔”，可知张仍与一流学人保持密切往来。《昭通教育志》有“张希鲁”条目，提到他抗战期间担任语文、历史老师，多讲民族英雄抵御外侮的史实，鞭挞卖国求荣的奸臣，以此激励和培养学生。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张希鲁信札而黄警顽就没这么幸运了，也是由于结交三教九流的关系，一些被日军逮捕的人所交代的口供牵涉到他，1944年初，时为《申报》社会服务处处长的黄警顽被宪兵队从报馆带走，在北四川路关押了一个多月，多次严刑拷打；不到半月，又因当年春节时游击队员寄给他一张贺卡，再次被关押三天、痛打两次，此后长期住院，直到抗战胜利。黄张二人，一好交际，一好学问；一身处都市，一偏居西南，实无类同之处。但细究两人生平，竟多有相似之处：父辈均是科举之家；家境都贫寒，学业难以为继；同为晚婚（黄三十九岁，张四十一岁）；都从事着最合自己天性的职业。黄警顽小学毕业后，去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书业补习学校面试，时主其事者如张元济、蒋维乔、陆费逵诸先生，都认为黄生性活泼而于交际上有几分天才，就此录用；在张早年的同学邓象华、蒲汉英以及老师袁嘉谷眼中，张希鲁学生时就极嗜考古。两人都身无长物，据浦汉英作《西楼年谱摘要》，1941年6月6日，张希鲁曾备好遗嘱寄给他：“当此寇机肆虐之际，祸福不测，不特我应立遗嘱，即众人亦应如是，以免身后亲族纠纷。余平日治学所藏多书籍，次则古物。今日处此危局，若余意外发生，书籍烦各位知交开一联席会议，估价出卖，将其代价以印余之作品；古物请各知交贡献与政府。”黄警顽也是留不住钱的人，他自奉甚俭，完全没有交际家西装革履的派头，只是个“常年布袍一袭，布鞋一双，其貌不扬的人，有几分像个乡村教师”。但他心存墨子兼爱之念，并自言“居常仰慕晏平仲为人，勉尚侠义”，对朋友尽力帮忙，不分畛域，无论老小贫贱。许多人自南洋或远省来求助于他，甚至如“沦落上海的白俄”、“热心复国运动的高丽人”，他都不惜解衣推食。每个月的进款，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是拿去助人，以至父丧几不能尽礼，后蒙李拔可、王仙华提请公司赙赠百金，才得以渡过难关。黄警顽短文《我认识的朋友有几十万人》袁嘉谷致张希鲁短札1949年后，黄警顽去了北京，张希鲁仍留在昭通，但都在教育系统（中央美术学院，昭通专区第一和第三中学）工作，黄已全无用武之地，张尚能春风化雨，只是不知二人是否还有联络；两人旧时代著作颇丰，新社会再未有出版物；历次运动中，黄1957年被打为“右派”，被迫退职，回上海蜗居；张1966年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夫人梁绍美自杀；1978-1979年，两位身心俱疲的老人相继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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