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殖民地的台湾人，叶盛吉也受了日本人的种种侮辱。“日本人嘲笑台湾人爱吃腥膻的猪肉，洗脸时来回在脸上抹……贪财如命，特别小气，仿佛说这些就是台湾人共有的性格。这种话也不知听过多少遍，为之悲愤填膺，不知凡几。”多年以后，叶盛吉在日记中还会为自己遭受的侮辱而气愤不已。

尽管内心苦闷，叶盛吉仍旧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态度，他甚至幻想着，只要沿着同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旦成为日本人，就能与他们成为同一个民族。1941年，他递交了更改姓名申请，将名字改为“叶山达雄”。

“一方面受着压迫，明白日本人并不把台湾人视作同类；一方面又想通过同化的道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反映出我父亲那一代台湾青年的内心矛盾和认同挣扎，这是十分真实的心路历程，不必讳言。”叶光毅说，正因为勇于袒露、解剖自己，叶盛吉留下的大量日记和手记，才会拥有感人的力量，成为研究者、读者珍视的历史见证。

1941年，叶盛吉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但由于台湾学生在本地升读高中受到极不公平的比例限制，叶盛吉只得赴日报考高中。1943年春，叶盛吉考上了仙台二高理科乙类。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能升入帝国大学医学系。在殖民地台湾，仕途之门是不向台湾人开放的。在叶盛吉脑海中，如果能当上医生，开业后就可以不必仰仗日本人的鼻息而去过自己的一生。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944年，日本社会已经从珍珠港事件时的狂热转为对战争的怀疑和失望，现实让叶盛吉醒悟过来，渐渐识破右翼分子的虚伪面目。他在日记中写道：“余将起而战斗，破一切欺骗、虚伪、利己主义及帝国主义之侵略！”

1944年8月，叶盛吉和同学们被派到日本宫城县的军需工厂做战时劳动服务。在工厂，身为学生会干部的叶盛吉一反常态，消极怠工起来。他已经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八纮一宇”，不过是为达到侵略目的而编造的谎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