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形成的依托和土壤，地缘政治因素孕育了俄罗斯的外交思想，直接影响其外交战略的定位，制约着其外交决策。

两个鹰头一个注视着东方，一个注视着西方。纵览俄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在俄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漫长量变过程中，“双头鹰战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谓的全球争霸其实也是东西方地缘战略的变种和扩展。东西兼顾依然是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双头鹰战略”思想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对外关系史之中。

俄国领土面积的广阔和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对俄罗斯外交传统和理念均有深刻的影响，但对俄罗斯外交影响更为深远并且决定俄罗斯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本质因素是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缘空间因素，也就是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极为重视地缘政治在外交中的影响和作用，将地理环境的空间因素视为决定国家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制定国防和外交等政策的重要依据。

地缘空间因素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特殊性

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条件极为特殊，其辽阔的领土地域空间将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也使得俄罗斯文化在东方和西方文明结合部态势的制约下产生和发展，并在许多世纪的历史中成为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桥梁和栅栏。在俄罗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世界观时常发生冲突，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种潜意识。此种潜意识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不同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而且也直接影响了俄罗斯外交观念以及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外交战略。

有关俄罗斯地缘空间对外交影响的论著更多指向欧洲与亚洲东西两向的影响。事实上，东方与西方的文明角力是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方才真正显现于俄罗斯历史之中的。在此之前，南北方向的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居于主导。正如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所认为的，在俄罗斯文化的创建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南方和北方，而不是东方和西方；是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而不是亚洲和欧洲。拜占庭给俄罗斯带来东正教的精神信仰，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人则给俄罗斯带来了军事部落体制，并在俄罗斯国家的建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i Likhachev，1906年11月28日－1999年9月30日）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政治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基督教活动家，1971年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贸易与征服是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最主要因素

罗斯国家的建立是中世纪国际交流、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基辅罗斯建国本身就是与外族联系的结果。尽管对最早建立古罗斯国家的“罗斯人”“瓦良格人”的族属问题依然存在学术上的争议，但从其国家最早建立的动力和方式上来看，贸易与征服无疑是国家建立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

斯堪的纳维亚人沿着第聂伯河的“瓦希之路”，与拜占庭进行着贸易与征战。沿河建立的许多商贸据点发展成为周边贸易集市的中心地区，吸引了大批斯拉夫人及其他民族的人共同参与，逐渐形成了城市领区。为了抵抗佩切涅格人等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各个城市领区通过协议或战争方式组成了以基辅为中心的城市国家联盟，而这便是俄罗斯国家早期的雏形。

如果说公元862年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俄罗斯历史中的北欧文化因素，那么公元988年罗斯受洗则打上了拜占庭基督教—东正教对俄罗斯千年历史文化的深刻烙印。直到金帐汗国统治罗斯国家之前，基辅罗斯除了与其周边少数民族联系外，最主要的便是与南方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古罗斯与拜占庭的对外交往主要有两种发展过程，其中以接受东正教为分隔点。

之前，古罗斯更多是以贸易和战争的方式与拜占庭发生联系，尽管签订了很多外交条文，但那也只是战争之后的善后。988年受洗之后，基辅罗斯开始进行王室的对外联姻。例如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娶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为妻，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波兰两代王公。另一位大公弗谢沃洛德则娶了拜占庭皇帝莫洛玛赫的女儿为妻。对外联姻在当时几乎成为罗斯公国与拜占庭及周边国家互派常设外交代表的最初替代。

罗斯受洗即罗斯接受基督教信仰，公元988年，当时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了传自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作为国教，使得罗斯人告别了多神教的信仰。

蒙古的征服为俄罗斯历史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基辅罗斯一直在南北两向影响之下自然发展，那也许“第三罗马”的神圣光环真的可以属于俄罗斯人。但是，蒙古对俄罗斯的侵略和统治，彻底改变了俄国的命运。13世纪蒙古征服了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分崩离析。

金帐汗国对东北罗斯的政治统治，人为地割绝了其与西方世界和拜占庭的联系。它使俄国从此不能只面向西方，还得面对东方；使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还发展成为亚洲国家；使其在罗斯已形成的封建关系上发展起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使得罗斯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和以立陶宛为中心的西南罗斯的割裂；使得罗斯人口大规模迁移，造成大小俄罗斯民族的分化。在蒙古人的统治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形成了罗斯外交最初的某些特色：绝对的秘密、严密的控制监视以及无情地镇压异己。这也成为日后俄罗斯外交的传统。

金帐汗国为俄罗斯历史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使这个尚处在胚胎时期的民族习承了东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为俄罗斯文化和思想注入了无法消除的东方血液”。正如Л.М.纳伊波罗坚科在其《古罗斯文明：产生、演化与衰落》一文中所言：“金帐汗国的统治为俄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亚洲大陆体系下的血脉，在俄罗斯独特的地缘环境基础之上传播并加深了东方主义的因素，隔离了与西方政治、文化与宗教的联系，对之后形成的较为独特的俄罗斯文明奠定了基础。”

在蒙古人奴役中形成而在蒙古人统治的洪水消退后显露出的莫斯科公国是金帐汗国最好的继任者。它于16世纪中叶征服了喀山汗国（1552年）和阿斯特拉罕国（1556年），控制了伏尔加河流域，打通了南下黑海的道路，并于1581年占领了西伯利亚汗国的首都西伯利亚城（今托博尔斯克城附近）。到沙皇伊凡四世统治之时，莫斯科公国从规模和体制上已经成为一个帝国。其领土北起北冰洋，东至乌拉尔山脉，西抵西德维纳河、第聂伯河一带，南到高加索。

伊凡四世不仅是此前莫斯科公国大公统治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莫斯科公国对外政策的继往开来者。伊凡雷帝在俄罗斯外交史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提出并推行东进的方针，兼并金帐汗国残部及诺盖汗国的领土，为日后俄罗斯广袤疆域打开最初的局面；第二，处理与利沃尼亚等西邻国家的关系；第三，组建了罗斯历史上最初的对外交涉的专门机构，史称“使节衙门”，对外交涉开始由带有皇室家族色彩的个人行为向沙皇信任的专业人才和机构转变。

也正是从伊凡雷帝开始，莫斯科公国初具了兼顾东西两个方向的战略格局。如果说伊凡雷帝北上争夺出海口的利沃尼亚战争是谋求国家发展的必需条件，那么他向东扩张的政策就带有明显的早期扩张主义特点。由于地域广博、战略纵深大，对外战事若顺利，便可获得新的领土、人口和资源；若是不利，则可以暂停扩张脚步进行议和。故而莫斯科公国对外扩张永远是收益高于成本，在外交上则表现为不断进取，不知满足。

伊凡四世即伊凡·瓦西里耶维奇（1530年8月25日-1584年3月18日），又被称为伊凡雷帝、恐怖的伊凡，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与其第二任叶琳娜·格林斯卡娅之子，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位沙皇，16世纪俄罗斯的专制统治者。

彼得大帝用强制手段将俄国推向了加入欧洲强国的征程

伊凡四世之后，俄国经历了大混乱时期，加之波兰和瑞典的干涉，留里克王朝终结。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登上了俄国历史舞台。俄国告别欧亚内陆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欧洲大国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也正是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得东方或西方的选择成为贯穿俄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问题。

彼得一世（被后世尊称为彼得大帝）在对外政策方面继承了其先辈的扩张主义传统，先后进行了俄土战争和北方战争，并向高加索、中亚和远东进行不断扩张。1700—1721年的北方战争，使俄国获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沿岸地区，打开了通往欧洲的窗口，自此奠定了近代俄国的强国基础，使其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一个有出海口的欧洲强国。

此后，俄国正式进入欧洲，逐渐参与欧洲事务并开始与英国、法国争夺欧洲霸权。彼得大帝的改革和对外战争意味着草原化和东方化的俄国历史宣告终结，海洋化和西方化的俄国历史由此开始。俄国参政院在致彼得大帝的贺词中强调：彼得大帝已经领导俄国人民“由混沌无知的黑暗时代，走上了光明的世界舞台”。确实，彼得大帝结束了俄国长期孤立的状态，建立了通往西方的通道，用强制手段将俄国推向了加入欧洲强国的征程，并基本确定了此后近200年俄国学习先进的西方的发展趋势。

“双头鹰战略”在俄国外交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历史激荡中，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也具有了相应特点，并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传统。这一特点就像俄罗斯国徽图案中著名的“双头鹰”一样，两个鹰头一个注视着东方，一个注视着西方。纵览俄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在俄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漫长量变过程中，“双头鹰战略”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国徽图案中著名的“双头鹰”

早在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统治时，在地缘战略上便开始一面与西方的波兰—立陶宛进行争夺俄罗斯统治权的斗争，一面在东方开展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斗争。伊凡三世与他的前人和后继者不同，他更多的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战争手段，而是采用外交手段。

在东面，他以进贡的方式与克里木汗国结成同盟，借助其势力与金帐汗国相抗衡，以期实现“用一个鞑靼人的力量制衡另一个鞑靼人”的目的。在西面，他则不断挑拨立陶宛和波兰的关系，拉拢对立陶宛不满的俄罗斯封邑，煽动奥地利和匈牙利共同反对立陶宛。伊凡三世在不同战略方向上采用的不同外交手段和策略，尽管还不具有明显的欧亚特征，但也体现了“双头鹰战略”的某些实质。

伊凡雷帝的外交政策具体实现了兼顾欧亚的“双头鹰战略”。伊凡雷帝一面征战于西北方向的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利沃尼亚战争，另一面东向打开进入亚洲地区的门户，征服鞑靼汗国。结果，其向西北的征战遭受挫败，向东扩张则获得巨大进展，从而开始了征服亚洲的进程。

《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姚海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丰富了俄罗斯的“双头鹰战略”。彼得大帝的外交重心总能随着地缘政治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是拘泥于单方片面的向西方挺进。彼得在征战西方前，为了稳住东方，于1689年与清王朝签订了《尼布楚议界条约》，为其专心征战欧洲战事排除了一切可能的干扰。

此举无疑奠定了俄罗斯外交中欧亚战略最初的地缘基础和思想基础。从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统治前期，俄国将外交重点更多放到了处理欧洲事务上，东部地区属于其对外关系发展战略的次要地区。直到尼古拉二世统治后期，随着日本及欧美国家争夺东方殖民地斗争的加剧，日俄战争爆发，东方问题在俄国外交战略布局的地位才有所回升。苏联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政治斗争激烈，但也始终与西方保持密切的联系。伴随两极态势的冷战格局的形成，争夺世界霸权的外交理念逐步替代了传统的“双头鹰战略”。

但是，所谓的全球争霸其实也是东西方地缘战略的变种和扩展。东西兼顾依然是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因此，“双头鹰战略”思想始终贯穿于俄罗斯对外关系史之中。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面临更为复杂的地缘关系，历史悠久的“双头鹰战略”对其外交思维和外交战略布局仍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1689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使臣索额图和俄罗斯帝国全权使臣戈洛文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了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明确划分了两国东西边界。图为条约划定的中俄边界示意图。

事实上，不论是重视东方还是重视西方，抑或双方兼顾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都是由王朝利益或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为了维护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自古以来便不断进行地区间的斗争与联合，扩大和稳固已有的地缘优势，维护国家地缘空间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作为俄罗斯外交传统主要内容的地缘政治因素，一直在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动态地延续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外交实践中都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俄罗斯政治文化形成的依托和土壤，地缘政治因素孕育了俄罗斯的外交思想，直接影响其外交战略的定位，制约着其外交决策。（文/齐嘉，历史学博士，苏州科技大学）

（本文节选于《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姚海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并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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