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抑商和海禁政策不断受到市民和海商的暴力反对，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抨击，终会有革故鼎新的局面出现。

在15至17世纪近代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抢步而前，中国步履维艰地蹒跚于后，随着时间推移，双方差距越来越大。东西方差距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不等，而在于其他方面，其中双方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不同，乃是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重农抑商”？

与西欧国家相反，中国政府对内“重农抑商”，对外实行海禁。“重农抑商”的要害在“抑商”，以种种制度和法规限制商人的商务，掠夺商人的财产，削弱商人的力量。朱明王朝政府实行“引贴制”，规定商贾经营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兵马司管理城市，对出入商贾进行检查，凡货物与所发给的“引贴”不合者，送官府审问，使商人的经营活动不代统治者毫不掩饰地说，征税的目的在于抑商，明成祖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特别是自明中叶以后，从绫罗缎匹到蒲席草鞋，从谷物到蔬菜，从牛马到鸡豕，凡“肩背之贩无一物不税，绳枢瓮牖无一间不税”。官府及豪强的征税关卡遍于各地，特别是交通沿线，行数十里甚至只数里便有征税关口，商品“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榷税中使项背相望，密如罗网，严如汤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民间丝织业因苛征不少机户破产，未停业者也机张日减，数千织工失业。与之相关的染坊也有不少因重税而倒闭，染工失业者又有数千，酿成染织工人反抗的大暴动。故有人说“天下税课，独苦在商（包括从事商品生产的手工业）”。其他还有掠夺性的“采办”和临时性的摊派，都是政府采购不如实付价，甚至分文不予，此为另一种掠夺方式。在如此严酷的抑商政策桎梏中，工商业寸步发展也是极为艰难的。

海禁政策本源于明清两朝政府为强化海防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却严重地阻碍了海贸事业的发展。政府严禁民间船只，尤其是双桅以上的大船出入海疆，寸板片帆不许下海；后来即或允许出海，也是限船、限货、限航向，违者船货没官，人员治罪。这样一来必然割断或者削弱了中国工农商业与广大海外市场的联系，使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巨大的推动力，使正在改进的工艺技术得不到发挥，从而延缓近代化进程。

西方国家由“抑商”向“重商”的转变

“重农抑商”并非中国的特产，一切以农为本的前资本主义国家均奉其为传统政策，15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亦莫例外。15世纪以后，首先得自由，而经营自由是商业发展的生命线。对铺户实行编审制度，勒令工商业者定期向官府申报其姓名、行业、资本、营业状况以及盈利额等，以此作为政府课税、派征的根据。最甚的苛征暴敛主要是商税。明是英国和尼德兰开始放弃传统的重农抑商，实行重商主义，接着欧洲其他国家以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也相继改弦易辙，由抑商而重商。中国却固守旧章。那种认为“重农抑商”只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特有的政策，显然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政策，应当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及时改变。

西方国家由抑商而重商，并非政权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乃形势所迫也。众所周知，西方中世纪领主制的封建社会，政治上分裂割据，国王空有其名，亦只一诸侯而已。为对付国内的地方分裂势力和欧洲并列各国的对立，王室政府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强化中央王权，以城市为活动中心的工商业，正是能在经济上有助于国王达到这个目的。工商业者即新兴资产阶级，也要依恃王权来克服国内商业的障碍和开拓海外市场，两方面追求的目的不同，求富、求强则是共同的希望，重商主义正是适应这样的形势而产生的。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一文中论及西方重商主义时说：“求富、求强，有对国家政权的意义，也还有对商人、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意义，两者的意义不同，但无伤于两种利益的历史结合。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看，这个结合中的政治方面是次，经济方面是主。重商主义在西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取得的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不在于转瞬消逝的封建国家统一政权的威力，而在于国内外封建农本经济闭塞状态的空前突破，在于商业，跟着是工业的空前发展。”这一分析是很精辟的。

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历史结局

东方的形势完全不同，中国自秦王朝的统治者早已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皇家政府，拥有广袤的国土、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以及能维持这庞大国家机器的田赋。相比起来，商业对政府的财政支持则无足轻重。这个政权对内能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来克服地方离心势力的分裂割据和人民的反抗；对外，雄踞东亚，周边各国争相宾服，称臣纳贡，无能与之匹敌者，也无须竞争，而竞争是进步的动力。还有旧意识的因素，他们养成了“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固执观念；昧于世势，用陈旧的“天下”观来对待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他们满足于自己地大物博等静止的条件，无视国家争富求强的要求，把固有的良好条件作为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依恃，而“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可以说中国专制主义统治者顽固坚持抑商政策也合乎当时东方的形势，有其必然的逻辑。

但是还应察觉到中国的这个历时两千年的历代王朝的集权政府，自15世纪以后，其基础已开始受到日益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的挑战，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明显。其抑商和海禁政策不断受到市民和海商的暴力反对，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抨击，终会有革故鼎新的局面出现。在近现代化进程中，百舸争流，优胜劣汰，必须要有时代紧迫感和奋进精神，丝毫不能迟疑徘徊。（文/薛国中）

文章内容选自《逆鳞集续编：历史科学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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