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报纸上天天在说“民国创立，主权在民”，可是“民”在律令里并没有遵守“旧俗”的自由，过新历端午被禁，过旧历端午还是不许。

1912年民国建立，新政府立即颁布法令，不准大家过旧历年，严禁庆贺，更禁止赌博，只有收帐可以——这种时候，商业总是显得很固执，我就要我就要。连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商人们的习惯，五月底财政部向参议院提交“会计年度提议案”时，首先指出，各国会计年度基本分为三种：法兰西、奥大利、比利时，采用一月一日制；英吉利、德意志、日本、丹麦采用四月一日制；采用七月一日制的国家最多，如美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那威、墨西哥等。财政部认为中华民国应当采用七月一日制，理由是“我国商人习惯皆以端午中秋除夕三节为结算期，营业税所得税等相此三节而酌定之，亦宜在阴历五月以后”。这就是端午的力量。

话说回来，旧历年没让过，旧历端午即五月节，让不让过，谁知道？湖北是“首义之区”，自然要当表率。湖北老百姓一琢磨：要不，咱过新历的五月五？一人动，百人随，1912年5月5日，武汉城内外，都拉开了过节的架势，尤其是城外的白沙洲、金沙洲，从来就是过节的中心区，二洲居民瞬间进入节日模式，旧节程序全套搬演，什么纸扎龙船，迎天符，抬着诸神出庙巡游，好不红火。巡警听到声响，跑来视察，居民纷纷说什么“收瘟摄毒，预防时疫”，巡警也摸不清上头的意思，没敢太加干涉。

这一来，这股节日风可就刮进城里，军政各界，纷纷私下议论。甚至有胆大的跟上官提出，是不是放假一天，大家过节？去年是新军、今年成了民军的兵营里，更是说法多多。往年端午，当兵的不但可以请假外出，还有酒肉犒赏，今年咱是不是照旧哇？

终于让黎元洪知道了。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立即通令，禁止各机关过节。通令中说：“过节原为吾国陋习，毫无意识，现在民国肇兴，亟应改良社会，荡除民国之旧习惯，凡奉公人员，尤宜以身作则，力矫前弊，以资表率，兹届新历五月，诚恐仍沿旧习，竞过端节，为此传知各司外各军队各司厂，一体知照，不得仍沿旧习，循例贺节。”

说实话，按新历过节，本来也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大伙儿被浇了一瓢冷水，只好作罢。这事就算这么被压下去了。

1912年的6月19日，才是阴历正宗的端午节。千年习俗，能否一朝铲除？黎副总统少不得防微杜渐，预先发了通令。各机关各军队，根据黎副总统的指令，发布文告。《申报》的访员抄下了第一镇统制黎本庚的文告，刊登在地方版上。

文告比上次的通令说得详细，首先是谴责过往的端午节：“旧历端午，往往有无赖流氓，耸恿愚民，开龙船大会，为敛钱之举，于风俗治安，两有妨碍”，接着，黎统制（或者说他的文案夫子）饶有兴味地作了一番简短的考证：“本统制查五月五日，节号天中，三闾屈原是日投水，后人景仰前贤，悯其爱国捐躯，投粽果于江以吊之，此事曾见于书。”既然于古有征，又富美意，为何还要禁止呢？主要是针对“龙舟竞渡”，即使是古人，“有识者早非议之”，到了今日，“无业流氓，假庆贺佳节为名，赛会筏船，丑态百出”，前清时代，尚宜革除，何况中华民国“咸与维新”，必须严禁。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黎元洪将“过节”视为“陋习”的命意所在。庚子以后，维新派深恶愚民误国，连带把民间社会的种种旧俗都视为糟粕。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从北京到上海，各大媒体都在讨论“改良过年旧俗”，论者认为，中国新年的弊端有二，一是“繁文”，二是“迷信”，什么送神、烧香、赌博、拜年、算命，种种宜忌，种种礼节，都无补于世，且虚耗财力。

维新派并不是彻底反对“过节”，他们只是希望“新民”，提倡有益的节日活动。诸如上海、苏州等地于1912年1月15日庆祝民国“第一元宵”，便有提灯游行、悬挂彩灯、燃放烟火等新式节目，多半是效仿租界的西人行径。但是他们天然厌恶民间的自发聚会，诸如聚赌、龙舟、巡游、社戏，既增加治安成本，又可能被地痞流氓借作敛财之道，中国要成为“文明国”，岂能不革除这些旧俗？

维新人士的见解显然影响了政治高层（有些维新者本身就进入了高层），这才会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政府出面禁止民间过节，尤其是带有狂欢性质的新年、端午。

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来看《申报》访员的报道。

6月19日当天，“武汉政学军商各界仍循旧例庆贺，各署、局、军营、学堂，虽未放假，而到署办公者，殊觉寥寥。军人非请假出外，即在营置酒酬酢，学生则多旷课不到”。明明有严令在前，难道长官、教员，统不管么？据说他们也很无奈，因为端午过节是“习惯所在”，他们也害怕一经约束，引起风潮，所以“莫敢阻禁”。通令文告的威力，碰到强大的民间习俗，似乎也无技可施。

其中关键，恐怕在于端午旧俗背后，有强大的经济动因。在武昌，各行政机关办事人员，“竟要求借支津贴薪水，以为过节之消耗费”，这好象不太妥当，可是人人如此，谁愿意独当众怒？民国已经半年，最初的廉洁公直，似乎也渐渐消泯。官吏职员手里有了钱，带动假日经济，“市上售食物者，生涯极为畅旺”，而城内商店，援引旧例，停市半日。

不上班，商店也不开门，去哪儿呢？汉口哇，那才是节日的销金窟。“租界以内妓院酒楼，日未午，已见各司人员幢幢往来，叉麻雀，跑马车，兴高彩烈，胜于往常”。

至于本地居民为多的汉阳，赛龙舟，迎神会，明目张胆，谁去管他？青壮小伙，赤了上身，扛着龙舟旗鼓，就从街上黎统制的煌煌告示面前呼啸而过，招摇过市。又有谁来严办？军士，巡警，也在过节。

《申报》的访员（当然是维新派）明显很愤愤于这种图景，感慨说“吁，可异也！”当然他也只能在报纸上发发牢骚。

说穿了，这件事还蛮吊诡的。报纸上天天在说“民国创立，主权在民”，可是“民”在律令里并没有遵守“旧俗”的自由，过新历端午被禁，过旧历端午还是不许。可是，人要过节，洪水都挡不住，连制定命令的人，也管不住身边的人、家里人，甚至自己过节的欲望。他们废禁旧节的理由，无非是功利化的“糜费”、“混乱”等原因。这倒让人想起宋代陆游笔记中一个司马光的故事：

司马光是反对过节的维新先锋派，尤其不喜欢过“金吾不禁”的上元节，想必也是觉得男女混杂，荡闲逾检，成何体统？某年上元，夫人要求上街“看灯”——这可是宋代上元的一大盛景，看过《水浒》的人都知道，东京灯节，连李铁牛都久闻盛名，非要宋江哥哥带他去耍子不可。

司马光板着面孔对夫人说：“家里自有灯，何必上街去看？”

夫人讲：“兼欲看人。”大年下，谁不图个热闹？

司马光愤愤地，也可能是苦笑着——这取决于他怕不怕老婆——说了一句：“某是鬼耶？”难道我不是人，是鬼吗？

你看，从司马光，到一千年后司马光的徒子徒孙，都在强词夺理，半点儿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感受，只要严肃认真，不讲团结活泼。

再发几张民国龙舟照：

（本文图片均源自网络）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Tags：杨早：民国成立破旧习   端午节还过不过？   端午节   民国   新政府   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