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海上贸易的兴盛，让清朝海贸管理和相关产业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提起清朝的对外交流，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四个字：

“闭关锁国”。

这个词，在不少人脑子里，就等于“海禁”，顾名思义，就是禁止海上交往嘛。

事实上，此“海禁”非彼“海禁”。

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5次颁布禁海令（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迁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经商、捕鱼，以断绝对孤悬台湾的郑氏政权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对于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不在禁止之列。

当台湾郑氏政权投降后，海禁的必要性已经丧失，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文献通考》卷33）

次年，清朝开4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

此后，中国沿海海贸迅速复苏，仅苏州一地就有海船千艘出洋贸易，外国商船也纷纷到各口通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来洋船都携带炮械，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下令对西方人关闭福建漳州、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今连云港）三处口岸，只留广州一地。

2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因为浙海关的关税比广州便宜，不顾清朝禁令，到宁波贸易受阻，竟引船直航天津，通过行贿把状纸递到乾隆皇帝案头，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索贿、刁难洋商，希望中国改变外贸制度。

结果，乾隆皇帝大怒，将替洪任辉写状纸的中国人斩首，把他本人拘押澳门前山寨，刑满后驱逐出境，又颁布《防夷五事》，要求沿海严格防范西方人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云台山、宁波、漳州等地此后仍允许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贸易，中国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商人驶往东南亚的商船就有295艘。

此后，洋商贸易也并未受到影响，禁令实施后次年（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0年间，来广州洋船共5107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58艘、道光六年（1826年）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107艘，增加的趋势非常明显。

清朝海上贸易的兴盛，让清朝海贸管理和相关产业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海关征收关税的税则越发详尽是其一，在交易中其担保、中介作用的“保载行”、“牙行”的发展是其二。

这些牙行有固定客房、货栈提供服务，并代客纳税、过关登记、代雇船只、介绍买主，甚至负责押送，广州十三行即为其中专营西洋贸易的翘楚。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将广州贸易业务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叫海南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营本港贸易，嘉庆五年（1800年）之后，广州就只剩下外洋行（也称洋货行或十三行）和福潮行（原海南行）。

十三行并不只有十三家企业，而是一群官设的特许商，其中还有专门的“保商”，负责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也必须先行垫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当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代行贿服务，这对于大清朝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规矩，对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而言，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只是多少的问题。

也正因为这些服务，在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

“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在上述背景下，英国商人们唯一不爽的，可能就是他们不能“自由”地与中国商人贸易，而只能面对“买方市场”的盘剥，而这一道枷锁在1840年用火炮打碎之后，他们却发现，在中国的自由贸易并没那么轻松⋯⋯

为什么呢？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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